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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lees教授從小就立志要成為數學教授。大學時期在愛丁堡大學主修數學，數學對他來說是門容易的學科，因此他利用課餘時間發展其他方面的興趣，包括文學、音樂、藝術及哲學等。選修功利主義哲學引發了他對一些重要問題的思考，例如：何謂美好的人生？何謂真正的回報？又因他經常跟同學討論政治問題，令他思索一些與福利經濟有關的問題。他進入劍橋大學後，對貧窮及財富分配等課題極感興趣，為此他選讀了經濟哲學博士學位。他頗受當時一些道德議題的激勵，正如他在為接受諾貝爾獎撰寫的自傳中所述：「貧窮，就是指經濟低度開發國家，是我真正關心的課題，對我而言，它就是經濟學。」 六十年代初期，Mirrlees教授在劍橋修讀一個全新的博士學位課題，當時的劍橋大學精英輩出，他必須全力以赴。修讀博士課程期間，他開始探討當時一直備受忽略的課題：不確定性因素，例如它如何影響一個經濟體系中最適儲蓄率。運用自己的數學背景，他首創一套解釋「不確定性因素導致儲蓄增加，而非減少」的理論，這個突破是他數月足不出戶、默默耕耘的成果，而他那堅定不移的決心和美滿的婚姻生活亦是原因之一。 他首次踏足亞洲是到訪印度，透過跟當地政府官員交流及親身視察偏僻地區的人民生活狀況，使他對發展中經濟體系的運作模式，有更多的暸解。 Mirrlees教授重返英國後，出任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經濟系院士。教學工作加深他對福利主義經濟的研究，並構思出一套經濟活動的普遍性理論。事實上，諾貝爾獎的學說的初步概念，源自一條關於最優稅制的考試題目。這個題目雖然複雜又深奧，但卻開啟他研究最優稅制理論的道路。劍橋大學的教學工作雖然具啟發性，但十分繁忙，因此他要等到在牛津大學納菲爾學院出任數理經濟講座教授後，才有餘暇研究經濟合約中公司持有人與經理人之間的關係等更具普遍性的理論。Mirrlees教授在休假期間，於麻省理工學院完成了一篇有關最優薪俸稅制的論文初稿，其後又經過多年的努力，才完成足以證明他獲得諾貝爾獎的理論背後的嚴謹數學論據。 Mirrlees教授一向樂於將成就歸功於研究伙伴，當中包括Peter Diamond教授。他曾說：「我遵循追求學術成功的首要原則，就是先找一個好的搭擋，其次，就是再找另一個好搭擋。」他相信要創作靈感，需要至少具備三項條件：首先要跟一些有識之士多作交流，互相切磋，他們可來自不同專業，既思想縝密，又能夠掌握問題的癥結所在。他慶幸自己在牛津及劍橋期間，有機會跟一些思路敏銳的人交手，當中包括了物理學家。其次要有好奇心和興趣，即是想要真正理解其他人所作的事，探討事物的前因後果。第三是鍥而不捨，因為思想過程中會遇到種種障礙，即使有強烈的好奇心及興趣，還需要極強的鬥志才能克服困難，突破思想的桎梏。凡認識Mirrlees教授的人，都對他那堅持不懈的精神，衷心折服。 除了獲頒諾貝爾獎外，James Mirrlees亦榮獲華威大學、樸茨茅斯大學、布奈爾大學、愛丁堡大學、牛津大學、北京大學及澳門大學等校的榮譽博士學位，他於一九九七年獲英女皇冊封為爵士。 他曾先後成為英國計量學會院士及會長、英國人文社會科學院院士、愛丁堡皇家學會榮譽會員、皇家經濟學會會員、英國科學促進會會長、美國科學院海外成員及歐洲經濟學會會長。 Mirrlees爵士曾先後擔任多間著名學府的訪問教授，包括新德里的麻省理工國際研究中心、卡拉奇的巴基斯坦經濟發展學院，及美國的麻省理工、柏克萊大學及耶魯大學等。他於一九九五年重返劍橋大學擔任政治經濟學講座教授，直到二零零三年。 八零年代Mirrlees教授在英國參與中國經濟學會的創立，並對中國經濟發展產生興趣。他在二零零二年接受香港中文大學邀請，擔任博文講座教授，領導大學發展，並積極加強大學與國際學術機構的聯繫。他曾主持多次重要講座，包括於二零零四年三月舉行的全球大學校長論壇中主講「獎勵與大學：表現評核所帶來的衝擊」。Mirrlees教授又為「新鴻基地產諾貝爾獎得獎學人傑出講座系列」管理/提名委員會成員，並與二零零一年諾貝爾獎經濟學獎得主Michael Spence教授為「新鴻基地產諾貝爾獎得獎學人傑出講座系列」任主講嘉賓，講題為「人口老化與退休金問題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主席先生，Mirrlees爵士乃諾貝爾獎得主，當代舉足輕重的經濟學家，本人謹恭請主席先生頒授榮譽社會科學博士銜予James A. Mirrlees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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