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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中國入世的機遇和挑戰
本課會介紹中國和香港在當前全球化急速發展中的處境。香港和中國是和大家最有切身關係的地方，透過介紹中港兩地在全球化中的不同處境，既可將有關全球化的概念較具體地解釋，又能帶出有關全球化爭議的各個題目的重要性和相關性。
全 球化在這二十多年來為世界各地帶來了急劇的轉變。不同的地方投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本土的社會結構差異也很大，要作出的調整就有很大的不同。香港的例子， 正好代表了在二次大戰後已經全面投入全球化的地區，在當前新一浪的全球化中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在全球分工中重新定位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結構轉型。中國 的例子，則代表了在1980年代以後才逐步投身全球化的地方，當前的最大挑戰是要和國際接軌所帶來的體制改革問題。
從 中國和香港的經驗，我們可以看到，全球化固然會影響一個地方的整體發展，但具體的影響其實取決於該地的社會形態和發展程度。其實，不同的地方投入全球化的 模式、先後、快慢都有不同，引發的機遇和挑戰也不可一概而論。就算是同一地方，在投入全球化的過程中，當地的不同社群面對損益也不盡相同。
中 港兩地在投入全球化的過程中，都能取得可觀的總體經濟增長。可是，在這過程當中所牽涉的經濟轉型與企業重組，卻令本土出現一群明顯無力適應的勞動階層。與 此同時，中港兩地政府在管理全球化方面也是壓力重重，特別是全球化令政府施政的自主性相對下降。香港受制於國際投資者的壓力，中國則受國際組織(例如世貿)的規條所制約，如何令整個社會在全球化的急速轉變中取得平衡和穩定無疑是一件艱巨的工程。
所以我們說全球化是一個本土與全球互動，政治、社會、經濟交融的發展過程。以下我們將會逐節探討香港和中國投入全球化模式的不同，如何影響兩地的社會變遷，以及當前面對的挑戰。
雖然全球化在過去二三十年間急速發展，但不同地方投入全球化先後有別，參與模式也有不同。香港和中國的差異就很明顯。
香港自開埠以來百多年都是開放型的經濟，是少數率先投入全球化的地方。中國則有自1949年立國以來，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分離，在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後才漸漸與全球經濟接軌。投入全球化模式的不同，令兩地當前的處境有很大分別，要作出的調整也不相同。
2.1 香港—全球化的先行者與再定位的問題 香港的本土發展，從來都和全球經濟的變化關係密切。早在19世紀，香港成為了英屬殖民地時，就已經是一個重要的貿易港口和商業城市，不僅是大英帝國在亞洲的經濟政治據點，也在中國與東南亞地區之間的經濟與金融起覑促進的作用。香港之所以能在戰後幾十年間取得高速的經濟發展，其中一個重要因素就是香港與全球的密切聯繫。
香港早已經開始投入了全球經濟的大環境之中。作為英屬殖民地，香港在20世紀的前幾十年，一直扮演覑地區貿易港及商業城市的角色，並在海外華人資本網絡中佔據關鍵位置。濱下武志在《香港大視野：亞洲網絡中心》一書中，就對香港早期在華人資本網絡發展的角色有很精要的介紹。
然而，由於中國在1949年建立了共產黨政權，50年代初又爆發韓戰，並因此帶來了針對中國的貿易禁運，香港的轉口貿易大受打擊。不過，20世紀50年代卻標誌覑香港成功轉向發展製造業的新階段。由有限的工業發展開始，香港憑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型生產，在60至70年代迅速躍身成為一座工業城市。自1969年起，香港更成為了地區金融中心。
香港70年代之後的經濟起飛與生產全球化的發展有關。在70年代中期以後，西方先進國家紛紛將勞動密集工序分判到成本較低的地區，其中「亞洲四小龍」獲益甚多。香港的製造業在這時高速成長，其中以消費品出口導向的輕工業為主，如成衣、消費電子、玩具等，也一直是香港工業的支柱項目。
但在80年代中期開始，面臨高生產成本及其他新興工業經濟(例如泰國和印尼)的競爭所構成的兩難局面，香港製造商開始在海外尋找更有利可圖的發展空間。工廠北移就成為了香港製造商的一個主導生產策略。
因此，香港在90年代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地轉變成為一個營運中心，控制覑一個分佈廣、跨地域的生產網。這個變化，意味覑香港已經從服務於海外客戶的合約生產承包商轉化為「三角製造」中的代理商，串連著「三角」中另外兩端的海外買家和內地工廠。
這一個所謂「前店後廠」的轉型過程中，跨境貿易及其他經濟活動的增長，刺激了圍繞著生產商周邊而發展起來的其他服務，這包括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融資活動，以及與貿易有關的保險、通訊、港口、交通及後勤等服務。
隨著香港經濟轉型，在這期間本地總體經濟也錄得可觀的增長(圖1)。1986年，本地生產總值（GDP）還不到3,000億元，到1990年已超過5500億元，在1997年經濟高峰時更超愈13,400億元。
圖1：香港本地生產總值(1984－2001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多年）。《香港統計年刊》。香港：政府印務局。
由歷次的轉型過程可見，香港在全球化中的最大挑戰是定位的問題，就是如何在一個又一個的全球化浪潮中找到自己有利的立足點去發展、求存的問題(有關香港歷次的轉型過程，可參閱Chiu, Stephen W.K., K.C. Ho and Tai-lok Lui 合著的City States in the Global Economy: Industrial Restructuring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一書) 。
2.2. 中國—由封閉至開放的體制接軌問題 中國與香港在當前全球化中的處境大大不同，面臨的挑戰的性質也有分別。這與中國投入全球化的時間和模式跟香港不同有關。
中國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之後，有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分隔，該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可說是獨立於全球經濟之外。中國之參與全球化進程，並取得驕人的經濟增長，是自1978年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才發生的。在1978年 中國的外貿總額只有206億美元，2002年是6208億美元，總出口只有98億美元，2002年是3256億美元(表1)。
表1：中國進出口貿易總額(1970-2002)
資料來源：中國網 2003事實與數位
隨著中國參與全球經濟分工，國內的經濟也取得強勁增長（表2）。在1978年，國內國民生產總值（GNP）還不到4000億人民幣，到2002年已增加至超過100,000億元人民幣，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也由不到400元人民幣大增至接近8,000元人民幣。其中，工業的增長最為顯著，1978年工業產值僅超過1,600億元人民幣，到2002年已接近46,000億元人民幣。
表2：中國國內生產總值(1970-2002)
注:1980年以後一、二、三產業之和與國民生產總值的差額為國外淨要素收入。
資料來源：中國網 2003事實與數位
話雖如此，正如Staun Breslin 在《China: Geopolitics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esitant Integration》一文中指出，中國在改革開放後的20多年裡，還未稱得上全面與全球化接上。首先，中國對外的經濟活動主要仍然局限於以深圳為首的幾個經濟特區。其次，中國對外的經濟活動主要仍然是透過香港這個中介人來進行。
自80年代末開始，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後，中國加快了對外開放的步伐，主動爭取外資到國內不同的地方。但在整個90年代，其實中國仍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經濟，只是在某些特定的經濟環節加強與國際互動，所以是只算是局部投入了全球化之中。直至2001年正式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真正投入全球化的改革才開始。
在 此之前，中國市場的保護主義色彩甚濃，在很多行業仍然有相當嚴格的外資企業進入管制；在很多項目上，特別是機械、鋼材、紡織纖維等都有入口關稅；貨幣還未 能自由兌換。在這個基本上保護本土企業的市場，舊有的國有企業仍然在銀行、保險、電訊、電力、鐵路、民航等多個行業上佔有壟斷地位，中國政府也會透過原材 料價格補貼、特惠條件貸款等措施去支持這些企業。
在改革開放的20多年來，中國還只能算是一個局部參與全球化的國家。中國基本上只是透過發展出口工業，晉身成為所謂「世界工廠」，成功打入全球性生產網絡之中。「中國製造」的產品固然已經在世界市場佔有重要位置，但世界各地的企業和產品，卻未有全面進入中國市場的機會。
中國的選擇性參與全球化，在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之後，將產生巨大的改變。中國將按照世貿的規定，根據協議的時間表開放市場。中國當前面對全球化的最大挑戰，就是由選擇性全球化到全面全球化當中的體制適應與改革的問題。
我們之前提到，香港歷來都是一個開放經濟，也因此很早參與了全球化。換句話說，香港的經濟活動與社會結構，從來都和它在全球的定位有關。
3.1 全球化中香港的角色轉型 由80年代中期開始，香港逐步由原先的工業生產基地轉變成一個營運中心。這一變化帶來了深遠的變化。
圖2：香港製造業及主要服務部門的本地產總值佔有率（百分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多年）。《香港統計年刊》。香港：政府印務局。
首先，香港企業逐步轉型。由於香港製造業通過直接在大陸內地建立工廠或將生產的部份工序分判給內地工廠進行生產，香港的外發加工活動急速增長。在這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製造業機構單位數目由1989年高峰的52,475家縮減至1999年20,383家(表3)從事製造業相關活動的進/出口公司數目就從1992年的12,580家增長至1999年的22,330家(表4)。
表3：香港製造業機構單位數目及就業人數(1981-200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多年）。《香港統計年刊》。香港：政府印務局。
這 反映了香港貿易商和製造業商業策略的變化：許多製造業由原本從事直接生產活動，過渡到從事貿易、行銷及調控海外顧客及中國大陸生產廠商的角色。隨著香港在 製造商角色的轉變，跨境貿易大大增加，促成了面向生產商的各種服務的發展，這包括在中國進行生產的融資活動，以及與貿易相關的、保險、通訊、港口、交通及 後勤等專業服務(表4)。
表4：香港服務部門的主要統計資料(1991－2000)
這又進一步促進了香港作為協調管理這類跨境經濟活動交流的場所的發展。在這個期間，愈來愈多的海外公司在香港成立地區總部，從事批發、零售及貿易相關業務。海外公司駐香港地區代表，地區總部的數量由1991年的602家增加至2001年的911家；同期，地區辦事處的數目更由278家增加至2293家(表5)。
與此同時，香港奠定了作為中國與世界交易的交界面的地位。2001年，在944家地區總部中，有82.8% (782家)負責中國大陸業務，同時，中國大陸母公司的駐港辦事處的數目也有增加(表5)。
表5：海外公司駐香港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資料一覽(1991－2001年) 1991 地區總部 602家 258家服務於美國母公司 43.4%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51.7%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分別有78家及166家地區總部負責香港、中國業務及東南亞（包括中國在內）業務 地區辦事處 278家 分別有62家及61家服務於美國及日本母公司 46.4%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40.5%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分別有126家及52家地區總部負責香港、中國業務及東南亞（包括中國在內）業務 1996 地區總部 816家 188家服務於美國母公司（85家來自中國） 40.4%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50.0%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分別有314家及172家地區總部負責香港、中國業務及東南亞（包括中國在內）業務 地區辦事處 1491家 分別有338家及226家服務於美國及日本母公司（128家來自中國） 39.6%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50.8%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2001 地區總部 944家 221家服務於美國母公司（70家來自中國） 27.0%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39.7%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82.8%負責中國大陸業務* 地區辦事處 2293家 分別有533家及420家服務於美國及日本母公司（172家來自中國） 32.7%的母公司從事製造業活動 46.3%從事批發／零售、進／出口業務 78.3%負責中國大陸業務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1）《2001年海外公司駐香港的地區代表按年統計調查》;政府工業處（1996）《1996年海外公司駐香港的地區代表按年統計調查》及(1992）《1991年海外公司駐香港的地區代表按年統計調查》 *註：有關2001年地區總部及地區辦事處負責國家及地區業務的資料是有別於1991及1996年，因公司往往負責多於一個國家／地區。
與此相關的是，香港躍身成為地區金融中心。例如外資銀行從1990年的138家增加至1995年154家。到1995年，香港已無可爭議地成為地區金融中心和國際金融中心(表6)。在全球化中角色的轉變，令香港經濟結構轉型。這一變化的直接結果，就是製造業縮減，同時金融服務，貿易及商業在本地經濟中佔據突出地位。
表6：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評估（1995年)
資料來源：饒餘慶。（1997）。《香港：國際金融中心：演變、展望與政策》，頁73。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3.2 經濟轉型與社會結構的轉變 經濟轉型雖然令本地經濟保持增長，但是的就業結構轉變，亦衍生了收入兩極化和長期性失業等社會問題。
非工業化與中層職位流失 工業北移的趨勢，導致中層製造業崗位大量流失，取而代之，香港的就業結構以高收入和低收入的服務業職位為主。自80年中後期以後，香港的製造業崗位明顯減少。單自1987年至1994年，本地製造業就業人數由944,078人大幅下降至433,672人(表3)。在1991年，製造業還是僱用最多本地工人的行業，佔超過28%的就業人口。至2001年，製造業只佔總就業人口的12.3%(表7)。 表7：香港1991年、1996年及2001年按行業劃分的工作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2）。《2001人口普查主要報告—第一冊》，頁136。香港：政府印務局。
在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中，錄得最大的就業人口增幅的正是商業服務，其次是社會服務。至2001年，商業成為僱用最多本地工人的行業(包括批發、零售、出入口、酒店業)，佔超過26%的就業人口。其次社會及個人服務約佔25%，商業服務(即金融、保險、地產及商業服務)也有16%(表7)。
在香港就業結構的轉變中，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技術工人和半技術工人的數目大幅減少。雖然管理及專業崗位的數目也有明顯增長，但增長數目最顯著的，都是在基層職位。換句話說，零售和服務員，以及非技術職位，都是就業結構調整的主要趨勢。受非工業化影響最大的是基層工人(表8)。 表8：香港1991年、1996年及2001年按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2）。《2001人口普查主要報告—第一冊》，頁135。香港：政府印務局。
至2001年，基層職位加上零售和服務員已經超過1百萬人，佔就業人口超過三分之一，這兩個類別在所有分類中收入最低的(以每月入息中位數計)。所有分類中收入最高的管理加上專業崗位，合共只佔就業人口16.2%。在2001年，超過68%的就業人口就職於每月入息中位數不超過10000元的職位(表9)。在經濟轉型後的就業結構，有基層化和低收入化的趨勢，這情況和不少的西方國家的發展經驗相似。
表9：香港按職業劃分的工作人口的每月主要職業收入中位數(1991、1996及2001年)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2）。《2001人口普查主要報告—第一冊》，頁138。香港：政府印務局。
收入兩極化與長期性失業 就業結構的轉變，見於收入的影響，就演變成收入分配的兩極化。以入息中位數來比較，專業職位在1991年高於基層職位3.43倍，到2001年，這比例已上升到4.91倍。至於專業職位與零售服務職位的比較，1991年是2.5倍，2001年就是2.85倍(表9)。
若果以量度社會收入是否平均的堅尼系數（Gini Coefficient）為指標（數值由0至1），則香港在八九十年代經濟轉型的同時，社會收入分配明顯趨向兩極化(表10)。在1981年至1991年，堅尼系數由0.451增加至0.476，而1991年至2001年，數值已增加至0.525。可見在過去十年，香港收入的分配趨向兩極化的走勢相當明顯。
表10：香港住戶每月收入分布的堅尼系數, 1981-2001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1991）。《1991人口普查主要報告》頁66；（2002）。《2001人口普查主要報告—第一冊》，頁82。香港：政府印務局。
換句話說，香港的非工業化過程中，中等收入技術工人崗位大減，取而代之的，是大量的低收入基層服務業職位。雖然專業及管理的職位也有增加，但對本來從事製造業的工人沒甚麼幫助。隨覑就業結構的兩極化，就是收入的兩極化。
就 業結構的轉變，也形成了今日大家常常聽到的所謂「結構性失業」或者「長期性失業」。由於經濟轉型，不少工人所面對的問題是，整個工種，甚至是整個行業被淘 汰。取而代之的崗位，一是要求較高學歷的專業和管理職位，一是收入較低的基層服務崗位，未能適應轉型的工人不少變作長期性失業者(表11)。
即使是能成功轉職的，主要也是從事較低收入的基層服務職位，一般都缺乏晉升機會，令社會收入不均的問題變得更尖銳。
總的來說，香港目前面對的失業問題的嚴重性正由於並非可由經濟的週期性復蘇所解決。一個地方的經濟隨覑全球化而轉型，但個人的適應能力各有不同，未能隨覑經濟轉型而調整的個人，面對就業的困難就很大。
表11：香港按以前從事的職業劃分的失業率
註：＠ 由於抽樣誤差大，有關統計數字不予發表。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2003）。「按以前從事的職業劃分的失業率」。http://www.info.gov.hk/censtatd/chinese/hkstat/fas/labour/ghs/unemp_by_p_occ.htm
3.3 全球化下政府的無力感 由香港的經濟轉型而衍生的社會問題，顯出了香港經濟轉型的未竟全功。特別在1997年金融風暴衝擊之後，香港經濟的脆弱性更形突出。這期間資產價格大幅下調，本地經濟又缺乏新的增長動力，各個階層要作出的調整不少，其中以勞動階層的失業問題尤其突出。
可是，在全球資本市場一體化的影響下，政府受制於國際投資者的壓力，無法隨意動用財政儲備去提供社會保障和刺激經濟，更加深了弱勢社群的困局。行政長官在2003年施政報告，就很能表現這種無力感：
「我剛才說過，為了使經濟回復增長，我們要努力吸引外來投資及留住港資，而投資者關注香港的信貸評級。政府財政狀況是信貸評級的重要考慮因素之一。國際評級機構在評估此因素時，主要著眼於財政收支，特別是經常帳目的收支前景。不久前「標普」宣布把港元長期債務評級前景展望由穩定降至負面，實際上是一種警告，意味著今後如果政府財赤沒有改善，它的評級將會被調低。如果政府債務評級下調，將會累及本港公營機構和私人企業，推高融資成本，惡化投資環境，削弱香港對外資的吸引力。良好的投資環境，是當前香港經濟復蘇和轉型的關鍵條件，政府不能等閒視之。」(p.42)
這正是香港當前面對的一大挑戰，特別是在中國入世後，香港要調整在全球經濟分工的角色，又要能滿足本土就業的要求，並要顧及收入分配、社會和諧的問題，是香港未來重新定位的一大問題。
3.4 新世紀定位的探索 自80年代起，香港在中國的開放政策中獲益良多。但隨覑97回歸以及中國加入世貿之後，令香港作為中國與全球經濟的中介人這個地位出現變化，香港不得不重新探索自身的定位。
香港在國際貿易上的發展已經有一個多世紀。它在轉口貿易、金融聯繫、以及其他商業服務上有相當優勢。因此，在80年代，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經濟的中介人，成為發展中國貿易及投資的推動力量及媒介，向中國提供寶貴的資訊渠道，作為中國貿易的接觸點，為中國的現代化籌措資金，成為中國技術轉讓的管道，並作為中國在實踐市場經濟提供的訓練基地。
雖然香港經濟成功轉型成為一個商業營運中心，但自90年代中期起，隨覑中國加快對外開放，與世界經濟聯繫加深，香港不再是中國與世界交易的單一平台。這也是90年代中後期，愈來愈多人關心香港與上海之間的競爭的因由。
在中國加入世貿之後，國內將逐步放寬對外的經濟規管，香港固有的獨特地位受到重大挑戰，必須從舊有的中介人角色轉型，重新計劃自身在全球經濟的角色。
1997年後香港政治體制與政治地位的轉變，也催生了香港經濟角色的轉換。在這個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香港自1997年後半年起受到亞洲金融風暴與泡沫經濟爆破的巨大衝擊，經濟轉型未見有清楚方向。在一國兩制體制下，香港的角色漸漸從促進中國大陸經濟改革及市場化的戰略作用，過渡至作為中國的世界城市這定位。
回歸後，香港成為了中國的特別行政區，使香港更能利用中國大陸積累的經濟資源。透過特區的政治地位，香港成功與中央政府協商，給予香港多項優惠措施。隨覑內地放寬個人到香港旅遊，香港可以將中國內地的觀光旅客，轉化或振興經濟的消費者。至於「更緊密經貿關係安排」(CEPA)，使中國在履行其世貿成員義務完全打開國門之前，香港能獨佔先機，確保其優勢地位。香港與廣東之間之各項經濟合作計劃(包括港珠澳大橋)，亦陸續落實。
就近幾年的發展來說，香港經濟並沒有解除對單一民族國家的依賴，加悤獨立動態經濟以及進一步走向世界。反之，香港的未來發展愈來愈靠緊鄰近地區(特別是珠江三角洲)，使香港朝著區域經濟中所謂「龍頭」城市的角色轉向。由此，香港在全球經濟的定位，與國內的全球化進程扣連起來，香港自身的重新規劃愈來愈融入更大的中國發展計劃中。
行政長官在2003年施政報告中就指出：「我們的方向和定位十分明確，就是背靠內地，面向世界(頁5第13節) …… 把傳統的中介角色，盡快提升為連接國內和國外兩個市場的主要樞紐，服務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戰略，同時強化香港作為中國金融和商貿中心的地位(頁11第31節) …… 香港和廣東省，特別是和珠江三角洲特殊的地理和人文關係，經過過去二十多年的發展，實際上已經成了一個互相依存、功能齊全的大型經濟區……香港希望整個珠江三角洲成為自己經濟發展的腹地，進而向全國幅射。珠江三角洲則可利用香港迅速提升整個地區的競爭力和地位，進而向世界邁進(頁13第35節)。」
香 港的本土發展與中國的整體發展愈來愈扣連起來。當前中國發展的最大課題，就是加入世貿後如何深化體制改革以求與世界經濟進一步接軌的問題。成為世貿成員國 固然有利於中國進一步提升在世界貿易中的位置，但中國經歷了長時期的封閉政策，成為世貿各成員國就要遵守共同的守則，向自由貿易體制轉型。因此，中國政府 必須加快經濟體制改革，調整宏觀政策，並對有關法律法規框架及條文作出修改。
中 國改革體制的步伐是以與世貿協議的開放市場承諾時間表為基礎的。承諾加快開放本土市場，這等於把國際競爭主動引入國內市場，對產業及企業構成一定衝擊，必 須調整以保持本身的競爭力。加快改革和調整也將深化一些改革開放以來社會面對的問題，其中最深刻的可算是社會收入不均以及失業下崗這兩大社會問題。中國當 前一大問題，就是在改革體制的同時，令本土的經濟及社會適應並能承受體制改革所帶來的沖擊。以下我們會討論中國在進一步全球化下的處境。
4.1. 加入世貿與深化改革 中國加入世貿過程歷時長達十五年，其中關鍵就是中國與世貿各成員國之間就中國開放市場的時間表的談判，當中又以農業補貼和服務業准入的問題為最大障礙。
市場體制的深化與政府角色的轉變 中國加入世貿，代表中國願意與世界經濟接軌，接受國際共識的規範。有別於以往計劃經濟中的政府主導市場的角色，中國政府將要作出調整，以符合世界貿易組織的要求。世界貿易組織的基本原則，變相都是對政府行為的規範，使國際貿易以自由市場、公平競爭的原則進行。
在 舊有計劃經濟體制下，中國政府擔當多重角色，既是管理者，又是經營者與所有者，使政府機構往往直接支配各種資源分配。中國各級部門特別是省級機構還擁有相 當多直接管理企業的職能。這些機構的雙重職能，形成政企不分，是新舊體制轉換中必須解決的問題。加入世貿以後，中國政府就要調整職能，弱化政府微觀管理職 能。
政 府除了規範化自身的角色外，還要健全法制法規，確立具可預見的規條和透明度的行政規範。國內一直以來的法律法規，內容條文多有含糊之處，解釋空間有過大之 嫌，致使法規的透明度與可預見性不足，執法上往往有「長官意志」多於按規章辦事的流弊，執政的隨意性較大，人治色彩濃厚。但加入世貿以後，這種模式勢必改 革，需要按照既定的規章和程序辦事，受制度的規範。
與世貿規則和規範相比，國內的經貿法律法規系統明顯不適應。根據中國網資料，入世後短短一年間，國務院近30個部門已清理法規2300多件，其中廢止830件，修訂325件。更廢止、停止執行或修改了19萬多件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和其他政策措施。
世貿時間表成為了國家既定的開放市場進程。要逐步落實減讓關稅、取消非關稅措施和開放市場等承諾。
4.3 加入世貿後不同經濟環節形勢各異 中國在加入世貿後，可以預期總體的貿易將可提高，外資的投入亦將大增。但因應不同部門和企業對舊體制的依賴程度和對新體制的適應能力，其競爭優勢將有很大差異。
在2002年，即入世一年後，中國全年的貿易額達6208億美元，比前一年增加了超過1100億美元。入世貿後跨國資本很快就以高速進入國內，2002年全國對簽訂利用外資合同金額比上年增加了近18%，達848億美元(表12)。
入世後國內的經濟持續增長，2002年，國民生產總值首次錄得超愈10萬億元人民幣；2003年，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人均）更首次錄得超過1,000美元，令中國在參與全球化的過程中總體經濟持續增長的往績得以延續。
表12：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基本情況
資料來源：中國網 2003事實與數位
根據《中國入世問題報告》指，國內總體經濟前景看好的同時，第三產業(服務業)的發展規模相對滯後。連續多年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落後於第二產業(製造業)的趨勢明顯。金融改革滯後、壟斷行業改革滯後的情況也不容忽視。
從三大產業的運作模式總括而言，製造業較農業和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悤。服務業與農業一樣，一直受惠於國內的市場保護政策，其經營水平未能與國際企業相比，在外國企業進入本土市場後，所受的挑戰也相對較大。
中 國的農業，歷來受惠於政府的保護，而且一直依賴勞動密集生產，缺乏經營規模，在外國農業品進入本土市場的衝擊不少。國際市場上，尤其是糧食、如食用油、禽 肉、蔬菜等產品的國際市場價格遠低於國內市場。內地的主要農產品，國內價格已超過了世界市場價格，例如小麥、玉米、大米。
服務業與農業一樣，一直受惠於保護市場，其經營水平未能與國際企業相比，在外國企業進入本土市場後，銀行、保險、証券、電訊、外貿、旅遊、醫療、會計、貨運代理等服務業所受的挑戰也相對較大。
製 造業是相對競爭力較強的產業，但也不是所有的產業都具有競爭力。相對而言，出口導向，勞動密集形的輕工業較有利，例如成衣、玩具、造鞋、家具等。以本土市 場為主，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如汽車、石油化工、鋼鐵等缺乏技術優勢。高科技工業也並未在國際市場站穩，例如電腦、半導體等、通訊器材等。引進外國企業合作是 當前一大趨勢，例如汽車工業重組和技術提升的進程明顯加快。2002年就有上汽與通用重組、一汽與豐田合資、東風與日產全面合作等。
國 有企業一直依賴政府政策支持，又多數是以本土市場為主的重工業和服務行業，在加入世貿後，可以說形勢嚴峻。一向依賴關稅保護的行業如汽車、石油化工等，市 場開放程度低的如銀行、保險、証券等，以及電訊、電力、石油化工、鐵路、民航等壟斷性行業，都是相對是弱勢行業，重大的調整在所難免。相對而言，民營企業 和鄉鎮企業由於是新體制之下的產物，而且不少是從事輕工業的出口工業，相對而言較利於適應國際競爭。
4.4 加入世貿令中國社會衝擊 加入世貿後中國必須加快體制改革和企業重整的速度，這變相加深了本來已經被改革衝擊的社會環節，令本來的社會問題更加尖銳，加深了中國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就業壓力與下岡 中國就業面臨覑來自城鎮新增勞動力、農村求職人士、下崗工業人員的多重壓力，就業困難問題本來就相當突出，入世後形勢就更嚴峻。
改革開放以來，共創造了1億7千多萬個就業崗位，然而國內人口龐大，就業形勢依然嚴峻。據《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指，2001年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與國企下崗職工共1400萬人，約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7%。如果加上非國有企業下崗職工600萬人，全國大概有2000萬下崗和失業人員，相當於城鎮經濟活動人口的10%(P.88)。
轉載自：胡鞍鋼(主編)。2002。《全球化挑戰中國》P.254
國企下崗職工主要是大齡、技術水平低的再就業困難群體。幾年來在市場新增的就業空缺(特別是服務業崗位)，一般收入遠低於原有職位，而且入職條件也不適合這類人。部分轉向非正規就業如投入做個體戶或自僱等，穩定性較低，變相成為在向下流動的一群。加入世貿將令本來弱勢的中年下崗工人處境更不利，「高增長多失業」的問題更尖銳。
當前，每年近1000萬城鎮新增勞動力進入勞動市場，年青、教育程度高、技術工人相對較易就業。一般中年、低教育程度的國企工人下崗再就業就有相當難度，造成城市貧窮的問題。
90年 代後期，由於下崗職工、失業人員的大量增加，以及大量拖欠在職工人的工資和退休金，導致貧困人口迅速增加。東北三省以及湖南、湖北等省份代表的老工業基地 下崗失業問題尤其突出。一些下崗工人生活無覑落，醫療欠保障、孩子上學有困難，導致上街、靜坐、堵塞交通、沖擊政府機關甚至自殺現象呈上升趨勢。加入世貿 後，國企的經營環境更差，下崗的問題更嚴重。對中國社會穩定構成嚴重挑戰。
轉載自：胡鞍鋼(主編)。2002。《全球化挑戰中國》P.265
據《2002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引述國家統計局的抽樣調查資料，在1999年，以戶人均收入計，城鎮人口中最高收入的20%組別與最低收入的20%組別，收入比例為8：1，差距相當大。其中，最低收入的10%家庭只佔總收入的2.2%。低收入人口主要包括：下崗職工、失業人員、早退休或內定退休人員、停產或半停產企業，以及因疾病或年老等領取最低生活保障者。1999年8月中人均收入和支出不到100元的城鎮居民家庭仍超過6%，黑龍江、山西、內蒙古、清海、新彊等地甚至超過10% (p.148-9)。
城鄉差距與農村貧窮問題 城鄉收入差距的問題也有惡化的趨勢。中國歷來的資源分配政策，有由農村支援城市的傾向。中國的農村發展一直滯後，有所謂「三農問題」一即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加入世貿，三農問題將更加尖銳。
轉載自：胡鞍鋼(主編)。2002。《全球化挑戰中國》p.197
城鄉居民自改革開放以來收入都有實質增長。但城鄉居民及不同階層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明顯擴闊。農村發展相對落後，農民收入增長放緩。近年，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滯後於城鎮居民。2001年與1990年相比，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3.45倍，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4.52倍。1990年城市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村居民純收入的2.21倍，2001年已經是2.90倍(表18)。
農村發展相對落後，農民收入增長放緩。近年，農民收入增長明顯滯後於城鎮居民。中國農村發展相對滯後。據《200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報告，農村絕對貧困人口還有3000多萬人，另外6000多萬人也剛剛過貧困線 (p.7)。 表18：城鄉居民收入比較
資料來源：中國網 2003事實與數位 據《2003年中國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一書指，國內目前的農村勞動力約4.7億，以全國耕種19億畝地計，僅需農業勞動力1.9億人，加上鄉鎮企業就業的勞動力1.3億，只有3.2億的農村勞動力被充分利用，尚有1.5億人的農村剩餘勞動力需要另覓出路(P.89)。另一方面，《200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指，國內耕地以每年500萬至700萬畝的速度減少，農村勞動以每年1000萬至1300萬人的速度增加(P.265)。
中國自78年 改革開放以來，東部沿海省市一直是關於政策的受惠者，而且有地理優勢，在外資進入下，也多是以沿海省市為主。相對而言，內陸地區發展滯後。其中東北和西北 地區形勢尤其不利。東北地區是傳統的國企重工業重地，但東北地區的國企基本上都缺乏市場競爭力。西北傳統上由於地理位置不利，缺乏基礎建設，工業發展落 後，主要是農業為主，在加入世貿之後，沿海地區有地利之優勢更明顯，令地區發展差距擴大的老難題更形嚴重。
4.5 中國政府管理全球化的關鍵 中國入世的最大挑戰，就是平衡體制改革與社會穩定的問題。國內近來發表的多項重大政策，特別是2001年國務院提出的第十個五年計劃，以及 2003年10月的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決定的施政方向，就很能看出國家在討論深化體制改革的同時，亦針對糾正全球化造成的種種問題。以下這些項目就很有代表性:
中國和香港的例子，分別指出了幾個典型的處境。首先，像香港這樣的一些較早投入全球化的地方，往往要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調整自身在全球中的角色，使原有的發展優勢得以延續。另一方面，像中國的一些較遲參與全球化的地方，關鍵就是調整自身的政治經濟制度，以能與世界接軌。
不過，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像中國和香港般，透過全球化的發展提升本身的經濟發展的。在世界很多落後的地方，根本未能成功投入全球化，並分享到當中的經濟利益。在全球化中，根本就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受惠。在全球化中受惠的國家，也不是人人可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因的。
中 國和香港都可算是全球化中的得益者，但在全球化帶來總體增長的背後，其實付出的社會代價也不少，當中有不少社會缌體和行業受損。在全球化的發展中，往往引 發出新的社會不平等與社會分化，所帶來的經濟增長並不是人人可享的，很多人與行業更會因而受損。這正是全球化爭端不絕的主因。
其中弱勢群體的困難就特別突出。在中國和香港的情況可見，教育程度較低的工人都面對適應的困難。可見全球化帶來了社會分層的結果，令缺乏資源的社群更難以適應。
全球化其實並不是一個單一化的發展，對本土的影響都是不確定的。因此，本土政府作為本土與全球互動關係的守門人和代理人角色就十分重要。一方面，本土政府要調控投入全球化的速度、幅度、方向。另一方面要採取政策措施，去舒解本土社會在全球化中引發的種種問題。
中 國和香港的處境都指出了本土政府作為全球化守門人和代理人的重要性，不論是為本土的全球定位，還是透過社會政策減輕全球化對各個社會缌體的沖擊，政府都擔 當覑一個主要的角色。不過，兩者相較之下，香港政府在全球化的衝擊下顯得較為被動，而中國政府則較積極調控和平衡社會各方面的矛盾。
課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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