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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上述的背景和認知，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家庭及小組實務研究中心與香港亞太研究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合作進行了一項電話民意調查，嘗試系統地探討香港華人家庭健康狀况及在這些資源上的運用，以便建立一套香港家庭健康的基線指標，並了解不同指標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調查透過電話和結構性問卷於本年十一月八日至十五日晚上六時至十時進行，共成功訪問了1,010位成年市民，成功回應率為52.7%。以1,010個樣本數推論，並將可信度設於95%，抽樣誤差約在正或負3.08%以內。表一列出受訪者的背景資料，我們會就受訪者的家庭結構和家庭收入與其不同資源運用的關係作出分析，藉此找出哪些家庭有較高或較低的家庭健康水平。 香港華人家庭的家庭健康狀况與家庭凝聚家庭的一般功能普遍被界定為主要家庭健康指標。就表二有關家庭效能的四項正面指標，包括「當危機出現時，家人能互相扶持」、「你家人之間會彼此接納對方」、「你家人之間可以表達彼此的感受」和「你家人是可以互相信賴」，同意及非常同意的受訪者分別有94.1%、89.9%、82.9%及92.4%。但對反面的五個指標，不同意和非常不同意的受訪者就沒有那麼多，當中以「家人會盡量避免去說大家憂慮的事情」的為最少，只有53.6%。次低的是「家人有傷心的事情都不能夠互相傾訴」，相關數字為65.6%。顯而易見，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且亦能互相信賴及接納對方。但遇到憂慮或傷心的事情時，在不少香港家庭裡，家庭成員就不容易互相表達個人的擔憂和感受。這反映出一種不想令家人擔心的心態，亦顯示中國人要將不好的事隱諱起來的傳統觀念。 由於上述九項指標都與家庭內部的協調與團結有關，我們可進一步將它們合併以形成家庭凝聚力的概念，合併結果的平均值為 2.89，是不錯的水平（見表三）。若將平均數來比較不同家庭結構，夫婦二人家庭（2.94）、核心家庭（2.90）及擴大式家庭（2.89）的家庭凝聚力稍高於單親家庭（2.81）及獨居家庭（2.79）。另外，家庭收入越高，家庭凝聚力便越高。三組不同家庭收入的家庭凝聚力平均數分別為三萬或以上的2.97、一萬至少於三萬的2.88和 少於一萬的2.74（見表三）。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和獨居家庭的家庭凝聚力較夫婦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擴大式家庭為低；而家庭收入越高，家庭凝聚力亦越高。 家庭資源的運用 為了更全面地瞭解香港家庭的家庭健康，我們下面探討受訪者運用不同家庭資源的情況。 一、家庭相聚及分享時間 為了簡化資料，我們將三個變項整合為家人相聚指標，整體平均數為2.12（見表五）。若以此比較不同的家庭結構，結果發現，來自不同的家庭結構受訪者的家人相聚平均數存在顯著的差異。平均數最高的來自擴大式家庭（2.28），其次是夫婦二人家庭（2.23），而較低平均數的則是單親家庭（1.85）及獨居（1.16）。在不同家庭收入上，差異也很大。在家庭收入少於一萬元的家庭，家人相聚及分享的平均數為1.89，遠低於其他兩組有較高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 2.18；三萬或以上：2.25）。研究結果顯示，單親家庭及獨居者的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較擴大式家庭和夫婦二人家庭為少；而在家庭收入較低的家庭，其家人相聚及分享的時間亦較少。 二、家庭的理財能力 三、家庭的人力及文化資本運用 我們亦將以上三個變項整合成一指標，作為反映家庭的人力／文化資本，其表徵為該家庭以開明及導向式教導孩子。整體而言，受訪家庭的親子方法大都傾向開明及導向式的，這可見於其頗高的整體平均數（2.34）。然而，研究結果卻顯示，擴大式家庭、核心家庭和單親家庭在親子方法上沒有顯著的分別。但在家庭收入上，有三萬或以上家庭收入的家庭（2.54）較其他兩組有較低家庭收入的家庭（一萬至少於三萬：2.27；少於一萬：2.28）更趨向開明及導向式的親子方法（見表九）。 家庭逆境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 不如意事件（譬如疾病、婚姻不和、失業等）的發生，對家庭整體運作會有所影響。表十指出，表示在過往一年曾遇到不如意事件的受訪者有207人（20.5%），當中最多人遇到的不如意事件是「家人不和」（56人次）；其次是「家人或自己有病」（42人次）；而第三位是「家人失業或經濟困難」（35人次）。 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亦會影響家庭健康。當被問及在應付日常生活時有否感到力不從心時，有超過四成（45.1%）受訪者經常或間中有此感覺（見表十一）。此外，表十二的結果亦發現，家庭結構與個人應付日常生活的能力沒有顯著的關係。但來自不同家庭收入的家庭的受訪者，他們應付生活的能力的差異卻呈顯著分別。當中家庭收入越高，應付生活能力便越高。來自三組不同家庭收入的家庭的受訪者，其應付生活能力的平均數分別為2.00（三萬或以上）、1.80（一萬至少於三萬）和1.65（少於一萬）。 社會資本與家庭健康 社會資本來自人際關係及社會參與，良好的人際關係源於鄰舍的互助和親朋的關愛，而社會參與反映於參與民間組織及活動（包括專業、學術、宗教、社區或政治團體等），這亦是人際網絡的一部份。這些互助、關愛及參與反映出社會資本的投資、積聚及回報。所以越多社會資本，家庭健康亦會越好。 表十三發現，有近五成（48.5%）受訪者跟鄰居熟絡或非常熟絡，經常跟朋友交往的頻數也頗高，為48.0%，而經常跟親戚聯絡的頻數則稍遜，只有26.7%。但受訪者投放於民間組織活動的社會資本則更少，表示經常參與民間組織活動的只有12.1%，而沒有參與的卻有56.6%。這或許顯示不少香港居民對參與民間組織活動並不熱衷。 此外，為了簡化資料，我們亦將以上四個變項整合並轉化為一指標，作為反映個人在人際方面的社會資本。表十四的結果顯示，整體的人際社會資本平均數為 1.87，並不算很高。而比較分析亦發現，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的平均數較接近，故統計分析並沒有呈顯著關係，表示他們有相類似的社會資本運用。然而，來自不同家庭收入的受訪者其平均數呈顯著差異，當中家庭收入越高，擁有人際社會資本越高（三萬或以上：1.94；一萬至少於三萬：1.85；少於一萬：1.79）。 另一方面，對居住環境（包括屋內及屋外環境）的滿意亦可視為社會資本之一種。家居?環境有助家人的交流；而家外環境，包括社區設施及治安情況，對社區參與也有一定的影響。概括來說，越高滿意度會帶來更好的家庭健康。表十五顯示，大多數受訪者對居室內及居室外環境都非常滿意或滿意，分別達89.1%和82.4%。我們將亦以上兩個變項整合並轉化為一指標，作為反映居住環境的社會資本。據表十六所示，家庭結構與居住環境的社會資本並沒有呈顯著關係，表示來自不同家庭結構的受訪者對其居住環境的滿意度頗為接近。然而，比較分析的結果發現，家庭收入越高，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便越高（三萬或以上：3.05；一萬至少於三萬：2.94；少於一萬：2.88）。結果反映出，低收入家庭可能有較少的社會資本。 家庭健康指標的交互關係 參考有關家長參與子女學校教育及家校和社區協作的研究，我們可較具體地理解不同資源的運用是怎樣相輔相成地提升家庭心理健康。通過參與學校及社區活動，如家長教師會及賣旗籌款活動，家長與老師及其他父母及相關社區人士便可建立互信，對子女起了示範作用，讓他們看到人與人之間的互助及關懷的重要性，這也是社會資本的投資及建立。在參與學校的活動時，家長能掌握到子女的學習情況及需要，從而作出輔導及支援，更是回報社會的表現。加上相應的人力及文化資本的投入，如帶子女參觀博物館及跟他們討論時事等，子女不論在學業或行為品德上都會有所增進。所有這些資本的投資及運用都會提升個人及家庭效能，亦即是家庭心理健康的正面指標。 不同資源運用的相互關係可見於表十七。大多數的交互關係都很顯著，除「不如意事件」外，它們彼此之間都是相輔相成的，例如越高的理財效能，便有越高的應付生活能力（r=.365），越高的家庭凝聚力（r=.250），越高的親朋及鄰舍聯繫和支援（r=.108），以及越高的對居住環境的滿意度（r=.188）。相反地，理財效能跟「不如意事件」的關係是負面的，它們的r系數是 -.136 (表十的結果便發現，有16.3% 的不如意事件是「家人失業或有經濟困難」，這可解釋以上的負面關係)。 家庭健康與個人身心健康的關係 表十八列出了受訪者對身體及精神健康狀況的自我評價。用一至五分來評估，兩者平均的評估都超過3分，分別為3.53和3.61，即是高於普通的水平。 究竟個人身心健康跟不同的家庭心理健康指標有多大關係呢？表十九的相關係數分析顯示，除了「開明及導向式的親子方法」的r系數外，所有其他的r系數都很顯著，表示大部份家庭心理健康指標與個人身心健康存有一定的相關性，除「不如意事件」外，越高的指標，個人身心健康狀況的評估便越高。相反地，負面資源的出現，即不如意事件帶來的心理壓力，令身心健康狀況的評估也下降。 總結及建議 總括而言，有很多香港家庭在面對危機時，家人都能互相扶持，亦能互相信賴及接納對方。但遇到憂慮或傷心的事情時，在不少香港家庭裡，家庭成員就不容易互相表達個人的擔憂和感受。 在個別家庭資源上，不論是跟家人相聚的時間、理財效能或家庭凝聚力，單親家庭和獨居家庭都較其他家庭少或差。低家庭收入的家庭在不同家庭資源上，遠遠較高家庭收入的家庭為少或差。基於很多單親家庭和獨居人士其家庭收入都是偏低（見表二十），可以說，這類家庭面臨的危機是相對較大的。 這次調查突顯出不同家庭資源運用的相輔相成關係及其與個人的身體及精神健康的相互關係。這在在顯示，家庭健康是建基於家庭成員在不同生活範疇內的協調、包容、坦承相對和互相扶持。 基於以上的發現，我們建議： 一、 政府提升家庭功能的政策應建基於一套全面理解家庭及個人在不同階段的發展需要的理論框架上，以便有效地協調不同政府部門的資源來提升家庭及個人健康。 研究員： 馬麗莊博士（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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