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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春秋：悼費孝通先生 (文: 段 穎)

前些天北大潘乃谷先生與王銘銘老師來港訪問，我還問起費孝通先生的情況，潘先生說費老身體不好，已住進醫院，當時並未在意－－費老已是九五高齡，偶爾住院療養，也是尋常的事。不想，五天之後便傳來費老病逝的消息，費先生真的離開我們了。

領著後學入門

自己始終無緣見到費老，但費老對我們這些從事社會科學的晚輩而言，卻是高山仰止的泰斗。第一次知道費老其人其事，是在初初攻讀人類學之後，先師談及第一屆人類學高研班的人和事，那是人類學學科重建以來的盛事，集聚了國內不同學術背景的人類學研究者，費老首講跟隨其師馬氏學習人類學的體會，並對人類學的再度發展抱著殷切的期望。那時自己還是未入門的後學。
開始學習人類學時，記得最早接觸的人類學譯著便是《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由於缺乏人類學的基礎知識，這本後現代名著讓我讀完總有不知所云之感。遲疑之中去討教先師，他介紹了費老的著作。於是，《江村經濟》、《鄉土中國》、《生育制度》成了我真正進入人類學世界的啟蒙讀物，而這些著作，也的的確確改變了中國。

「學以致用」的赤子之心

至今還在讀這些書，每每重溫，都會有新的收穫，「差序格局」、「學以致用，志在富民」、「邁向人民的人類學」、「行行重行行」……無論從理論還是到實踐，都深深印證著費老矢志不移的決心與追求－－心繫人民，情繫祖國。每每讀起，都會讓你感到一種震撼，那是一顆拳拳赤子之心；一種永恆的動力；一股生命的源泉。
曾幾何時，開始與美國教授爭辯何為「學以致用」，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何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何為兼濟天下的愛國情懷，只因他們認為，新中國成立後，費先生與政府關係甚密，失去了價值中立，而無法專心學術。
曾幾何時，從費老的知識中看到在當代中國，志在富民的意義並不亞於理論訴求，進而慨嘆多數西方的「中國通」們終究沒有讀懂中國的文本，沒有明白何為孟子的「士」，何為「鐵肩擔道義，妙手著文章」； 曾幾何時，從費老的實踐中看到康南海「學術乃天下公器」，那是一顆社會的良心，如何能在世事變幻之中，執著己見，從實求知；如何能上下通達，不畏權勢，心繫於民，這需要何等的胸襟與氣魄。

行文平實有深意

記得是2000年，人類學高研班在廈大召開，年近九旬的費老撰文《經濟全球化和中國「三級兩跳」中的文化思考》，以世紀老人的心教誨我們需要「文化自覺」，教誨我們需要重新思考「天人合一」、「中和位育」、「和而不同」的古訓；記得晚年的費老，還在想補課，想反思，著《師承．補課．治學》，論文章千古事；記得費老散文式的筆觸，行雲流水，簡單自然，平實之中自有深意；這一切的一切，使費老之於中國知識界的意義，已遠遠超過了其師馬氏所預言的里程碑……
始終無緣見到費老，當聽朋友說，北大社會學二十周年系慶時，費老被請出來講話，短短的演講已是頗為費力，但他仍堅持講完。演講中，費老言：「文化不會因為某些權威的否認而就此中斷，也不會因為哪個名人逝去而從此中斷。」 費老走了，留下的路還很長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