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epartment in the News

(明報: 2004年11月24日 文：王思慧 圖：王思蔥、資料圖片)

人文學科抬頭

香港是個功利社會，學生選科主修，從來都先看工管、法律、會計、醫學等學科。曾幾何時，大學念人類學、社會科學的，多被視為「食飽飯沒事幹」、畢業即失業的「可憐蟲」。然而，一幅《巡遊》、一個西九、一次教改，令「文化」、「通識」突然成為升學進修熱項，高官巨賈，無不推崇，個個唱和。究竟，修讀不以就業為主導的人文學科，會學到什麼？這些知識與工作有何關係？畢業後又有什麼出路？讓我們來看看人類學(Anthropology )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例子。

人類學 讓人明白世界運作

從事人類學研究逾25年的中文大學人類學系副教授林舟(Joseph Bosco)說：「現代人不能只有一種技能，終身為一個僱主、一間公司辦事；這樣看待事業已過時。」他補充，若認為傳授學生某種技能就是教育，這亦是過時的想法。
「人類學重要的地方，在於它讓人明白世界如何運作。」他解釋，無論是政治、宗教或市場推廣，都是形成社會文化的力量。他以市場推廣為例，行內人必須先明白大眾的喜好，再利用推廣活動或廣告投其所好，方能提高大眾對產品的興趣。「很多人認為市場推廣只是商業活動,其實,它與人類學和社會文化息息相關。」
林表示初期的人類學主要研究偏遠社會，探討其他地方的文化特色，後來才演變為對文化的研究。「但它與文化研究不同，文化研究通常透過文本如電影及小說去分析；人類學則藉著直接與人溝通去做研究。可以說兩者研究內容相近，但研究方法不同。」人類學家相信，在運用統計及數字分析前，應先跟對象面對面交流，從他們的角度出發去理解問題，才能對社會有基本了解。
聽似廣大精深，但人類學絕不空泛。「我與太太在台灣時，很多台灣人問我：「你的家人在哪裡？」起初我覺得很奇怪，因為對我來說，太太和我就是一家人，但台灣人對家庭的定義包括父母和兄弟姊妹。由此可見不同地方的人對世界的看法都不同。」

出路廣泛可文可商

「很多畢業生告訴我，人類學的根基對他們了解辦公室發生的事情很有幫助。每個辦公室都有不同的文化，市場推廣部跟工程部就是兩個世界，都很難明白對方的運作。人類學畢業生懂得明白他人的角度，幫助同事化解矛盾。」林謂人類學畢業生的出路很廣泛，除博物館和教學外，很多人都從事市場推廣、商業及公開工作，他相信這與學生的人際溝通技巧及觸覺敏銳有關。
隨著「三三四」學制改革將通識教育列為必修科，林相信，愈來愈多人會明白，教育不只是為了畢業後找份工作。他認為，這項改革亦會間接讓人更明白人類學的好處。

學懂觀察爭取信任

現職公關的李偉琪，先後取得人類學學士及碩士學位。對於這個被視為不切實際的學科，她情有獨鍾，「我中學時已注意到這學科；它完全是我想要的東西！」她自言喜歡探討人類與文化的互動，「看似抽象，但其實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她以麥當勞為例，「內地人多數不把麥當勞視為快餐，他們會慢慢享受，因為他們覺得那是外國餐廳，他們在體驗外國文化。而南韓人習慣了正餐要吃飯，總覺得麥當勞提供的是小食；若麥當勞發現這點，就要設法改變顧客這種想法。」
身為公關，李經常負責市場傳訊及品牌建立工作，人類學給她的訓練，包括「如何了解文化和思想、探討一個地方的人如何理解事物、以至分析受眾如何對公司或產品的看法等，都有助我為客戶預計將來的市場趨勢」。
除了理解力及分析力，她指人類學的一大特色是透過訪問及觀察去深入了解人的看法，因此，她在學其間要不斷觀察人，跟不同的人溝通，爭取信任，令別人肯接受她的訪問並吐露真言，由此鍛煉出觀察力及溝通技巧。她認為，語言及溝通能力對任何王作都十分重要，所以學生出路很廣，「除了博物館，亦不乏到保險界、政府機關、非牟利機構工作，有些甚至投身科技界及財務工作。」
另外，著重了解不同文化的人類學亦擴闊了她的國際視野，「令我跟不同客戶溝通時，話題可以十分廣泛；這對我很有用，畢竟，
交際能力對公關很重要」。

文化研究 反思抗衡主流價值

中文大學研究院文化研究學部主任黃慧貞說：「文化研究的最大作用，是反思主流價值。」這要追溯到60年代的英國，有人對「精英教育」及「知識分子」反思，「他們探討教育跟工人階級的關係、反省什麼是文化」。透過反思，他們產生了在當時來說很另類的見解，「文化不應只限於音樂會、博物館及高水平文學作品，文化應該包括所有階層。每個人、每個地方，只要有生活，便有文化；文化就是日常生活。」
她指出，文化研究就是從對文化的反思而起。文化研究學者透過分析多層面的文本，包括圖像、電影、主題公園及潮流文化，去批判主流價值，嘗試滲入新的意識形態，希望能透過研究文化產生抗衡主流價值的力量。

畢業生適合任教通識

由於文化研究的訓練令學生反應敏銳及思考靈活，黃稱，很多畢業生都從事傳媒及公關工作。
她相信政府將通識科列為中學必修科後，不但會有更多人注意文化研究，此領域的學者亦可為社會貢獻更多，「我們可為教師提供通識訓練；我們的畢業生亦很適合當通識教師」。
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彭麗君，同意學制改革對文化研究有正面影響，因她相信這項措施會令更多人明白教育「不僅是知識的傳遞，而是要幫助學生裝備自己去適應將來的改變及世界」。

西九須文化研究人才

「香港不是工業社會，所需要的人才亦不再是機器裡的螺絲,而是具創意、有獨立思考、懂得做決策的人。」彭舉例說，西九龍的發展就很需要一些對文化有研究的人才。

中大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助理教授彭麗君認為，現代社會很少人「一份工做一世」，只提供應用技能的教育是不夠的，因此，文化研究是否實用，視乎一個人如何看待事業。

跳出框框全新思考

「讀了這科後，很多以前未在我腦海出現過的想法都湧現出來，腦不停地轉，思考靈活了。」中大相互文化研究文學碩士生黃愛倫說，由於文化研究著重批判主流價值，她修讀後發現了很多思考事情的新角度。女校出身的她坦言，7年的女校生活，令她對女性和女性間的感情很迷惘，「是不是只有一夫一妻制、異性戀才對呢？我一直以來都為這個問題掙扎，想不到答案竟在文化研究中找到！原來我一直被主流價值及社會制度綁得太緊，限制了自己的想法，不僅從新角度恩考。」
黃知道，不少人認為文化研究是「吃飽飯沒事做」的學科，但自大學中文系畢業後一直從事記者工作的她，卻希望憑文化研究方面的知識，在事業上尋找傳媒工作以外的天空，如到非牟利機構工作或學術研究等。她認為政府將通識科列為中學必修科，的確擴闊了文化研究畢業生的出路；她表示畢業後也會考慮從事教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