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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課 全球化：衝突與共存
猶記得兩年前的九一一襲擊事件，世貿雙子星大樓被兩架飛機襲擊，被撞入的大洞冒出黑煙，途人爭相走避，大樓內的人慌忙逃跑.......看著電視的直播，就如看電影般難以置信，而同日，兩楝樓高達一百一十層，全紐約最高的雙子大樓，相繼倒下。這件前所未有的恐怖襲擊，打破了人們平靜的生活，文明之間的衝突，就這樣活生生的呈現在我們的面前。 在 九一一事件還沒有發生以前，有不少學者認為，冷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陣型的瓦解意味著意識形態衝突的結束，潛在的戰爭陰影消除了，世界似乎再次邁進了和平的 新世紀。先進國家以資本主義的經濟模式運作，全球貿易全面開展，大家有著一套公認的交易規範，和平地進行貿易；隨著科技的發展，資訊的流通越來越頻繁，世 界各國的距離變得越來越近；經濟帶來財富，大大提高了人們的生活質素，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似乎已經是最優越，最能照顧民眾需要的政治制度。而學者法蘭西 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更認為，歷史已經走到盡頭了，再沒有比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和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更優越的體系，各國將會朝這個方向發展，趨向同一，而當大家均採納相同的體系時，將有助各國之間的理性溝通，達至世界和平。 然而另一方面，有學者對此卻並不樂觀。杭亭頓﹝Samuel Huntington﹞認為，冷戰結束雖然意味著意識形態衝突的終結，但並不表示會帶來和平，反而是另一場衝突的開展，就是文明之間的衝突，尤以西方和伊斯蘭文明之間的衝突最為嚴重，而九一一襲擊事件的發生，就證明了這一點。 到 底全球化的開展，各國之間的聯繫越加緊密，會令各國越來越相似，還是更凸顯大家的分歧呢？會因著趨向同一而帶來和平，還是因為分歧而造成更大的衝突？本文 將會跟大家一起探討以上的問題，主要討論兩派學者的觀點，尤其是福山的「歷史終結論」和杭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以及需要考慮的更多其他問題。 根據以上議題的重點，本課的目的是：
在討論全球化對民族國家以及整個人類文明的影響之前，讓我們先認識民族國家﹝nation state﹞這個概念。國家這個概念對我們來說一點也不陌生，而每逢遇到外籍人士，我們總會問：「你是哪國人？」，在這個世代，我們已經很難想像一個人是沒有國籍的。然而國家這個概念其實只是近二百年才冒起的，相比起人類幾千年的歷史，可以說是一件很新鮮的事情。 民 族國家這個概念，始於十九世紀初的歐洲。自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戰爭後，歐洲各民族紛紛爭取民主制度和建立民族國家，繼法國後，意大利、德國分別成功統一政 權，而塞爾維亞、羅馬尼亞、比利時和希臘等國相繼獨立，歐洲便開始了以民族國家作為分界的模式，地圖上就出現了今天以國界劃分國家的模樣。
2.1 何謂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有以下五個特點：
在大家清楚明白民族國家這個概念以後，我們便可以進入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的討論。我們先談談認為各國將會趨向同一的理論。 有 些學者認為，隨著科技的進步，經濟的發展，各國不論是經濟上、政治上還是文化上的交流，均越來越頻繁，令各國的距離越拉越近。在經濟上，生產上的全球分 工，各國貿易的驚人增長，貨物、資金、技術和人才上的流通，已經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整合程度。因此採納相同的交易系統和守則，已是十分自然的事了。 在政治上，任何一個國家已經不可能不理會國際形勢而獨善其身，各國間的合作有增無減，世界似乎進入了和平的世代。 而 在文化上，這種的交流更加明顯。隨著產品的全球推廣，可口可樂和麥當勞等面向全球市場的品牌，不論是已發展還是發展中國家的人們，對這些品牌已經不會陌 生。有些學者更主張，一種全球文化已經誕生，各國間漸漸建立一套可以溝通的文化；有學者更提出「地球村」的概念，來展示這種消費全球化的現象。
3.1 歷史之終結論（法蘭西斯•福山 Francis Fukuyama） 全球化不但加密各國之間的聯繫，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甚至認為，各國之間的差異將會越來越少，趨向同一，世界已走到「歷史的終結」，因為最理想的社會組織模式已經出現了，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福山﹝1993﹞ 在他的《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一書中講到，世界已出現了一種共識，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已經是最好的模式，因為「自由民主已克服世襲君主制、法西 斯與共產主義這類敵對的意識型態」，並且「可能形成『人類意識型態進步的終點』與『人類統治的最後形態』，也構成『歷史的終結』。」
何謂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 在 探討福山如何得出這樣的結論以前，讓我們了解一下他所說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是怎樣的。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就是把自由主義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 在經濟上，自由主義就是承認以私有財產和市場為基礎的自由經濟活動和經濟交易的權利。在政治上的自由主義就是，承認確定之個人自由或免於政府控制之自由的 法治原則，人們有其基本人權，包括公民權﹝每個人的人格和財產不受社會的支配﹞、宗教權﹝表達宗教意見與實踐信仰時不受支配﹞及政治權﹝在不明顯影響公共 福祉到不得不加以管制的情況下，不受支配﹞。當這種政治上的自由主義落實到實際情況時，就體現為民主主義。民主主義是指所有市民分享政治權力的普遍權利， 也就是所有市民在選舉中投票，參與政治的權利。實行上述這種模式的國家有美國，歐洲很多的民主國家如英國、法國、德國，和亞洲的日本、印度。
理論的背景 福 山提出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已經是最好的模式的主張，其背景是冷戰後的樂觀情緒。兩次的世界大戰，令到歐洲大陸的人們對現代的產物產生深深的懷疑，原本 自啟蒙運動開始的對人類理性的高舉，對科技的信任，如今變成了人類之間的自相殘殺。冷戰時期，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兩大陣型的對壘，美蘇之間的軍事競賽，令 世界陷入壁壘分明的緊張狀態。因此，蘇聯解體，整個共產主義陣型的崩潰，意味著冷戰的結束，樂觀情緒也隨之而來，認為這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福山的歷史 終結論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下誕生的。
理論的原理 福山的理論，簡單來說，就是科技的進步推動經濟的發展，再帶動社會的變遷，然後發展出最有利於民主的條件。 由 於自由科學不停向前進步發展，科技對人類帶來震撼性的影響。科技能夠改良生產的技術，令貨物的市場擴大，市場的擴大就引起更仔細分工以提高效率的需要，於 是出現了工廠，人們紛紛由村落移到城市的工廠打工。這樣，科技帶來了經濟活動的繁榮，亦令社會從根本地改變了。第一是官僚化組織形態的出現，使工人的聘用 和升遷，不是以血緣和身分，而是以教育和能力為基礎被編入組織之中；第二是普及教育的出現，為了提高工人的教育水平和培訓精英。兩者的結合，使得人們的教 育水平漸漸提升。 經 濟的發展，為民主提供了相當的條件。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令社會更加平等，並且出現了中產階級。中產階級是普及教育的成果，教育令人從偏見和傳統權威中 解放出來，意識到自己應有的權利和自由；而發展工業不可少的科技精英，更會要求更大的政治自由化，因為科學的探索只能在公開交換意見的自由氣氛下進行的。 我們可以看見，較為先進的地方如西歐和北美，均採用自由民主的政治模式，足可見其關連性。 福 山就是這樣，論證科技的發展，與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模式的關係。可是，為什麼這個模式就是人類社會發展到最終極的模式呢？這就牽涉到普遍史和進步觀的問 題。簡單來說，福山認為人類是有普遍史的，即人類會朝相若的方向前進，原因是自然科學本身，就具有普遍性及進步性的兩個特質。普遍性的意思就是，科學原理 有普遍通用的意義，是跨文化和國界的，沒有任何地方是科學原理不能應用的。進步性的意思是，科學的知識是累積的，亦即有進步之意。因此由科學帶動的任何歷 史上的改變，就變得有方向和有普遍意義，近代科學接連不斷的進步已提供一種方向性的機制，推動歷史的發展。由此推斷，經由科學帶動的經濟發展和自由民主模 式，就具有普遍意義﹝即任何國家皆可採納﹞和進步性﹝即自由民主模式會比以前的意識型態好﹞。
各國趨向同質 福 山認為，「大部份達到高度經濟發展的國家，相似處比相異處要多」，即使「每個國家邁向歷史終結所採取的道路並不相同，但是各國對近代化策略所關心的都是資 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方式」，亦即現代化的道路，就是發展這套最優越的模式。然而，為什麼各國必定會發展這套模式，最終令各國趨向同一呢？ 最 重要的還是科學所引發的推動力。第一是戰爭的威脅性，科技為國家提供軍事的優越性，而為了保護自己，任何獨立的國家就不能忽視國防的需要，需要推行改革， 包括實施徵稅和建立中央集權體制、提高人民教育水平以發掘科技菁英、建立國家動員體制和讓社會底層的人參與政治的機會；第二是財富的吸引，技術使無限財富 的積累成為可能，而這種滿足慾望的途徑卻是不分國族的，因此所有謀求經濟現代化的國家將會越來越相似，因著經濟的發展而建立合理化的經濟制度，推行教育。 傳媒和資訊的流通更把這個模式的概念傳開，讓其他國家認識到並且得知發展的路徑。 實際上，民主化的過程化雖然反覆，但是採用自由民主模式的國家總的來說是越來越多的，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些皆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先進國家，自由民主的成長總是伴隨著經濟自由主義的成長。
為什麼是最好的？ 按 照福山的說法，各國最終也會踏上自由民主之路，但為什麼這個模式就是最好的呢？原因有三，第一是自由民主模式的勝利，正如剛才所說，冷戰過後，能與之抗衡 的意識形態幾乎已經消失，而現有的意識形態如伊斯蘭文化，卻是屬於落後國家的，因此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模式已經證明了其優越之處。再者共產主義的問題是， 中央計劃經濟的模式不能鼓勵技術的革新，有競爭才有進步，沒有私有財產的誘因，很難推動人們去改良技術。而資本主義的模式就沒有這種內部矛盾。 第二是民主主義最能滿足人對「承認」的需要。民主制度強調人的參與，肯定人們的權利，令人們的地位和尊嚴獲得承認。 第 三是促進世界和平。既然自由民主主義肯定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這樣帶至國際關係的層面，就會把希望自己國家比其他國家優秀的不合理欲望，改變為希望與其他國 家平等的合理欲望。另外，工業革命以後，財富的來源不再單單依賴土地、人力和自然資源，而是科技、教育和勞力的合理組織化，並且後者所能帶來的財富可以無 限擴大，遠比以戰爭取得領土所獲得的任何經濟成果更為重要，於是大大減低了各國發動戰爭的意欲。最後，民主會為國家帶來一種非戰的性格，自由民主國家之間 甚少兵戎相見，因為這些國家皆認同平等和人權等原則，所以對彼此的正統性不會表示異議。自由民主是從根本的改變了人類的暴力性和攻擊性的本能，消除了帝國 主義的動機。
歷史之終結 = 戰爭的終結 民主既能夠為世界帶來和平，而當越來越多國家採納自由民主的制度時，世界局勢便會變得更為穩定，世界處於和平和繁榮中。因此福山認為，歷史之終結，同時亦是戰爭的終結，因為人類社會已經找到最好的社會模式，並將會長久處於這種穩定和平的境界中。
3.2 全球治理的問題 福山對世界和平抱著極樂觀的看法，然而即使如此，各國仍必須保持緊密的合作，特別是針對單國無法解決的問題，例如跨境犯罪和貿易的中介系統等等，因此維持各國間溝通的中介組織仍不可少。故除了福山以外，亦有不少學者討論到全球治理﹝Global Governance﹞的問題。 全球治理指的是，各國政府、跨國集團和組織，為了共同的目標而合作，去制定一些全球的政策或者規則，來管理全球的事務，或者打擊跨境犯罪。聯合國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聯合國憲章》中寫到，聯合國是要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促進經濟和社會發展，促進對基本人權的尊重。聯合國就是由世界各國組成的，目前已經有189個會員國，在國際事務上盡力達成共識，避免戰爭。 而 在經濟方面，則有世界貿易組織（簡稱ＷＴＯ）。世貿於一九九五年一月一日成立，以取代於一九四七年成立的關稅和貿易總協定。其總部設於日內瓦，專責促進國 際經濟和貿易發展，並以可持續發展為原則，合理利用世界資源，同時促成各國達致互惠互利的協議，消除國際貿易中各式各樣的不公平待遇。世貿組織的職責範 圍，包括關貿總協定的原有功能，即實施多邊貿易協議，和提供多邊貿易談判場地外，還須定期審議成員的貿易政策，統一處理成員間的貿易爭端，同時加強和國際 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的合作，確保全球經濟決策一致。 由此可見，有不少的跨國組織作為各國之間的溝通橋樑，維持世界的秩序。再加上福山所預期的，各國將會越來越同質，人類社會進步至近乎完美的資本主義自由民主體制，要等的只是落後國家好好的發展經濟，繼而步入民主之路。世界的確是走到了盡頭，走進了和平的年代。
3.3 歷史之終結論的問題 科技與經濟以外的因素 福 山的主張，特別是社會發展模式的進化，基本上是科技與經濟決定論，即由科技與經濟來決定一個社會的形態，而全球化就意味著各國將會越來越相似，並且由於此 而令世界更加和平。然而，在科技與經濟以外，其實還有其他不同的因素，影響著一個社會，其發展過程及展現出來的形態；而事實上，即使同樣採用資本主義和自 由民主體制的國家，他們之間也不像福山所說的那麼同質。 在經濟上，同樣採用資本主義模式的國家，若我們細心一點觀察的話，就會發現她們其實是有很多相異之處的。就經濟模式來講，雖然同是資本主義，但是各國從組織的形態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可以有很大的不同。 美國的經濟模式，最大的特點是強調市場主導，提倡個人獨立自主，反對政府的干預。而政府會做的就是，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減息，刺激貸款和消費，繼而刺激經濟，並且實行低稅率低福利政策。在歐洲方面，瑞典是典型的福利國家，公民會交很多的稅，但是他們亦享有很高的福利。 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到，文化因素的影響，例如德國人與美國人的生活取向已經越來越不同。據統計，在1961年，德國人一年的總工時為2104小時，美國的則為2024小時；在2000年，德國人一年的總工時減至1462小時，美國的則是1877小時。德國人喜歡多放假旅遊，而美國人則喜歡買大屋享受物質生活。 而 日本更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顯示一國的文化對其經濟的影響。日本的企業文化是非常獨特的，例如終生聘用制，員工一旦進入企業工作後，便會獲得終生的聘用， 這與人力資源市場的競爭原則是相違背的；又例如對某些行業如農業實行特別保護的政策，令這些行業越來越缺乏競爭力，變相以出口工業支持本土的保護行業。日 本是奉行資本主義的國家，與外國的貿易交往頻繁，但仍然可以出現這些特殊的企業文化和經濟模式，與美國和歐洲的模式截然不同。 文化的不同，亦展現在消費文化中。麥當勞雖然已經遍佈全球的每個角落，但細心看看，每處所賣的食品皆有少許不同，例如香港的麥當勞曾經出售米飯，美國的麥當勞會照顧素食者的需要。而可口可樂公司，亦在不同的地方推出不同品牌的飲品，以迎合當地的文化。 而 在政治體制上，雖然同是民主體制，但是具體的情況也可以有很多變化。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與英國的分別。美國是行總統制的，行政機關由民選總統領導，立法 機關﹝國會﹞的議員亦是透過選舉選出來的，再加上司法獨立，實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互相制衡。而英國所行的議會制，則不實行嚴格的分權，行政機關 由立法機關產生，並從屬於立法機關，情形就是選舉只選出議會成員，然後議會成員組成內閣，內閣就是行政機關，而內閣中最大黨的領導者就會成為首相。 由此可見，雖然同是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但當中也可以有很大的差異。
各國的利益衝突 另 外，福山所說的和平景象，亦令人存疑。而事實上，即使同樣是民主體制的國家，各國政府皆有其私心，亦要考慮各方面的政治利益，例如在美國攻打伊拉克的事情 上，西方陣型各國持不同的立場，令美國未能取得聯合國安理會的同意而私自出兵。因此福山所說的，因為同樣是採納自由民主體制，便會「相似處比相異處要 多」，而世界政局會更穩定等等，實在存有很多疑問，因為不打仗不代表沒有利益的衝突，亦不代表各國間的利益衝突就可以透過戰爭以外的其他方法疏解。 而事實上，英、美聯軍於1991及2003年攻打伊拉克的事件，正正反映出聯合國能扮演到的角色有限，未必能夠做到促進溝通和維持和平的目標，各國間的分歧，不一定能透過中介組織來解決，而如果一國執意堅持要發動戰爭的話，聯合國亦束手無策，尤其是當該國的經濟及軍事力量超級龐大。 另外，在經濟上，各種全球貿易的規則和協議，亦未必能如想象中順利運作。九七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大量熱錢的流出流入，已非各國所能控制，特別是金融體系未成熟的發展中國家。 綜 觀以上各點，即使表面上，世界各國是朝向資本主義的自由民主體制發展也好，也並未如一些樂觀派的學者所設想的，各國變得那麼同質，從而找到溝通的方法而達 至世界和平。在歷史的長河中，民主體制只不過是近數百年出現的政治制度，而資本主義也只是在冷戰結束後取得暫時的勝利，事實上，自由民主體制和資本主義亦 未必如福山所說的那麼完美。 然而，有學者認為，世界各國不是趨向同質，而國家之間的不能溝通，乃是由於更為深層並且不能改變的結構性因素所造成的，這就是文化上的差異。在下部份，我們會集中討論杭亭頓的文化衝突論。 杭 亭頓認為，冷戰結束並不代表和平的到來，反而是另一場衝突的開始。在後冷戰世界，不同人民最重要的區別，不在意識形態、政治、經濟而在於文化，文明將會取 替意識形態，成為全球衝突的新焦點。國家越來越以文明條件來界定其利益，文化同時擁有分裂和聚合的力量，國家會與類似或共同文化的國家合作結盟，亦較常與 不同文化的國家發生衝突，而最危險的文化衝突就是沿文明斷層線而發生的。
4.1 何謂文明？ 在 討論之前，讓我們先了解一下，杭亭頓對文明的理解。他認為，文明是一個文化實體，涉及價值觀、規範、制度及思考方式，而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觀因素中，最重 要的是宗教，這就是為什麼人類歷史中最重要的文明和世界最大的宗教信仰幾乎是融為一體的。宗教的角色極為重要，即使是同一種族，若宗教不同，也可以彼此兵 刃相向。因此文明不等於種族，人類最大的區分在價值觀、信仰、制度和社會結構，而不在於外表的不同。文明決定著一個社會的結構，因此西方文明能產出的自由 民主制度，並不代表其他地方也能夠採用，回教文明因其宗教政教合一的主張，更是不可能生出民主制度的。 然而，除了共同的宗教、歷史和制度，令人們屬於同一文明外，最重要的還是人的自我定位，文明是人們覺得有歸屬感的文化中最大的「我們」，和外面其他那些「他們」不同。 杭亭頓認為，現時全球共分為八大文明，包括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回教文明、東正教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
4.2 全球化與文明衝突 文明既然是自古以來已經存在，為什麼在此時此刻，才會產生如此具決定性的作用，並且引起衝突呢？這與全球化有著極大的關係。 首 先，從歷史的角度來看，以前的世界雖然有著各種的文明，但各文明之間基本上是不相往來的，彼此的接觸很少；而即使有，也是發生在不同文明間的戰爭中，這樣 的接觸充滿暴力，但為時短暫，而且只是偶然發生而已。到了十五世紀，西方開始強大，科技的發展和組織上的優勢，西方開始向世界各地擴張勢力，這是西方獨大 的時候；之後便是冷戰時代，以意識形態的衝突為主。但現在已經到了一個多文明互動的年代，各文明因著經濟的發展或者宗教的興旺，對自我文明的認同感提高 了，西方再不能主導世界，於是文明便越來越成為衝突之因，因為文明始終是人們自我認同之根本。 第 二，全球化令各國的接觸開始頻繁起來。在今天的世界，交通和通訊改善已經使不同文明間的人民互動更頻繁、密集。這種互動和接觸，激發起人們對不同文明的人 的恐懼和不信任，繼而產生優越感或自卑感，因為他們不熟悉其他人的想法、動機、社會關係和社會習俗，而語言及文明行為定義的差異，亦導致溝通困難。因此自 我的文明認同就變得越來越重要，而這樣會更激化文明之間的衝突。 第三，文明是不可以妥協的。利益的問題可以透過協商來解決，意識形態的衝突即使不能妥協，至少也可公開討論，但文明的衝突則沒有辦法妥協，因為這是牽涉到人類深層的價值觀的問題。 最後，杭亭頓認為，衝突是無所不在的，而文化的定位是必須透過他者來肯定自己的，因此當一個敵人消滅後，另一個敵人必須出現，因此意識形態衝突過去後，文明，也就是人類最根本的不同之處，將會冒起成為全球衝突的焦點。 既然世界已經到了一個文明衝突無可避免的時代，然而到底文明衝突是如何發生的呢？我們可以分三部份來理解之，包括文明的結構、文明斷層線及全球的文明衝突。
文明的結構 冷 戰結束後，世界衝突的主力國再不是美國和蘇聯，而是各大文明的核心國。各大文明核心國包括：中國﹝中國文明﹞、俄羅斯﹝東正教文明﹞、美國及歐洲的法德軸 心﹝西方文明﹞、日本﹝日本文明﹞，而回教、拉丁美洲及非洲，則尚未出現一些具代表性的核心國家。這些核心國家，就像磁極般，吸引近似文明的國家，排斥不 同文明的國家，而形成一個個的文明集團，情形就是圍繞著一個或多個核心國家而呈同心圓的分佈。整個世界也將以各文明為基礎而產生秩序，否則將會無秩序可 言；文化共通，令核心國的領導地位有認受性，可以維持秩序，同一文明的會員國和文明以外的強權和機構也會予以承認。 然而，不是每一個國家也能那麼清𥇦地知道自己屬於哪一個文明的。第一種是「分裂的國家」﹝cleft country﹞，意思是在一個國家裏，其人民自覺屬於不同的民族，而被不同的文明集團所吸引，排斥的力量使這些國家頻臨分裂的邊緣，例子如在文明斷層線上的國家，稍後會有更詳細的討論。第二種是「分化的國家」﹝torn country﹞， 這類國家有著單一的主文化，因此不存在分裂的國家的問題，人們對自己國家的身份有共識，但對國家應歸入哪一個文明集團卻有分歧，土耳其就是一個很好的例 子。曾經是回教中心的鄂圖曼帝國衰落後，土耳其國父凱末爾想重新為國家定位，與鄂圖曼和回教歷史劃清界線；冷戰後土耳其精英階層極力要向西方靠攏，土耳其 已經是北約的成員，在1987年更正式申請加入歐洲聯盟，美國攻打伊拉克也是靠土耳其借出空軍機地的，可是這些做法卻備受國內的批評，而歐洲聯盟直到現在為止還未接受土耳其的申請。本國人民的意見分歧，而文明集團又不接受土耳其的加盟，令這個國家處於尷尬的狀態。
文明斷層線 杭 亭頓認為，文明斷層線是最危險、最易爆發戰爭和暴力事件的地方，而這條文明斷層線就是位於中歐，北部分隔著芬蘭和俄羅斯，中部及南部橫跨幾個國家，包括白 俄羅斯、烏克蘭、羅馬尼亞及波斯尼亞。這條文明斷層線是歐洲文化的分水嶺，一面是西方基督教，另一面是東正教及回教；而在巴爾幹半島，這條分界線正好是歷 史上奧匈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的分隔線。 在文明斷層線附近的國家最為危險，因為各大文明雖然不同，但由於地理位置上的距離，尚不至於發生直接的衝突，但文明斷層線上的國家，他們彼此相鄰，因此容易爆發戰爭和暴力事件。斷層線衝突﹝fault line conflicts﹞，發生於不同文明的鄰國之間，又或者是同一個國家不同文明團體之間，而這些衝突通常出現於回教與非回教文明之間，有統計就指出，在1993-1994年間，在20場發生於不同文明間的衝突中，涉及回教的就有15場。回教對文明衝突的影響，包括地方及全球層面，稍後會一併討論。
全球的文明衝突 斷層線衝突是文明衝突在地方或微觀層次所展現出的形態；而核心國衝突﹝core state conflicts﹞ 則是文明衝突在全球或宏觀層次所展現的形態。地方衝突常是暴力和直接的，但全球的衝突則不然，通常是典型的國際政治議題，包括各國的相對影響力、相對軍 力、經濟能力、價值和文化等。核心國衝突展現的特色是，這些衝突均是以核心國為首的文明陣型的對壘，而當衝突激化，文明間彼此競爭時，核心國便會試圖整合 本身文明陣型的國家，並同時爭取第三個文明陣型的支持。另外，國際均勢的改變，核心國實力的變化，亦會影響到文明衝突的形態，甚至可能激發戰爭，而最需要 注意的就是亞洲各國，尤其中國的興起，以及回教國家的變化。 由於種種原因，亞洲國家和回教國家在面對西方時越來越有信心，其自我肯定漸漸足以威脅西方，影響國際原有的均勢。東亞的經濟成長世界囑目，美國花了47年才能把個人平均產值增加一倍，但日本只花33年，印尼17年，南韓11年，而中國更只需10年。而最重要的是，東亞社會在與其他社會比較時，毫不猶豫的強調他們的文化特色，並且認為這是源於其價值觀及生活方式的優越，就是文化上的優勢。這種以文明解釋其經濟成長的說法，正正凸出各國越來越以文明看待全球國際政治，相同文明的連合，不同的排斥。 回教國家的威脅則在於回教信仰的復興。回教復興﹝Islamic Resurgence﹞ 指的是重新回歸回教中比較純淨但更嚴苛的形式，並將此貫徹實行於社會的各方面，包括文化、教育、政治等，以回應現行體制的不理想之處，簡單來說，就是以回 歸宗教的本源來解決社會上一切的問題。這包括回教教育的擴大，堅持回教的社會規範如婦女要包覆全身。在埃及，就有越來越多團體是擁有回教背景的，他們建學 校及提供種種的社會福利。而當回教復興的主張漸漸滲入回教國家的反政府力量時，更會迫使政府將更多的回教元素納入社會建制中。 回 教復興的威脅是，回教世界與基督教世界的關係一向是對立的。回教領袖越加強調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的差異，他們文化的優越性，以及在面對西方攻勢時，要 維持本身文化的整合性。他們認為西方文化威脅到回教，因為西方的世俗主義，不信教和不道德，正是在基督教文化下孕育出來的。杭亭頓更認為，回教復興的本質 就是反西方的，是拒斥西方及與西方有關的世俗、相對主義和退化的文化。 回教復興的反西方性，再配合回教文明缺乏核心國和人口增長等因素，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的潛在衝突，已經達到頂點。回教文明陣型缺乏核心國。缺乏領導中心的文明，在混亂和衝突時缺乏大一統的力量來處理。回教國的人口增長迅速，成長率經常保持在2%以上，佔世界人口的比例越來越高。年輕人的加增，為國家提供軍事需要的人力，而即使不是戰爭，年輕人通常也是搞抗議示威、製造社會不安和推動改革的主力；又人口的增長，使原來的資源顯得不足，尤其是土地，遂向鄰近人口較少的國家擴張。 由 此可見，回教文明激發的不只是地方文明衝突線的衝突，更因其與西方文明敵對，而有機會產生全球的文明衝突，最危險的更莫過於中國文明與回教文明聯合起來對 抗西方文明。這並不是沒有可能的，因為當文明面對更大的敵人時，就會與第三個文明聯合；而事實上，中國與回教國家的關係一向密切，如軍事上的支援。 在 這種新的全球格局底下，要避免文明衝突，唯有靠各核心國的自我克制，而西方更要自強不息，以免被其他文明超越，在競爭中漸漸失去本身的獨特性，因為「不同 文明團體之間的關係，幾乎永遠不可能是親密的；相反的，這種關係多半很冷淡，甚至充滿敵意」，可以做的只能是消極地避免直接的衝突。
4.3 文明決定論的問題 杭 亭頓以文明衝突來解釋當前世界局勢，確有其洞見，尤其是在九一一事件後，文明衝突論在國際社會上更引起廣泛的討論。全球化令各地交往越加頻繁，由於文化背 景的不同而引起衝突在所難免，但情況並不是如此簡單。九一一事件的確是反映出伊斯蘭文明與西方文明矛盾的激化，而其嚴重程度更是前所未有的，杭亭頓的理論 有其一定的解釋力，然而當中還有其他更複雜的問題有待決定，這在稍後將會討論到。 杭亭頓的理論其實是一種「文明決定論」﹝Cultural Determinism﹞，意思是文明決定一切，文明決定該國將會與什麼國家聯合和敵對，其經濟和社會制度將會如何等等，但其實文明並不是他所想象的那麼決定性的。在以下部份，我們將會集中討論文明決定論的問題。
同一文明陣型就必定意見一致？ 杭 亭頓認為，同一文明陣型的國家由於文明相同的緣故，在核心國的領導下會達成共識，以便與其他文明分別開來。但事實上，即使同一文明陣型內的國家，也會出現 意見分歧，所謂的西方文明就是如此。美英攻打伊拉克事件就正正反映出西方陣型的分歧之處，歐洲分裂為兩大陣型，支持打仗的有波蘭、西班牙及意大利等，但反 對的有德國和法國，而德法更是杭亭頓所指的西方文明核心國之一。在如此重要的國際事件上的分歧，令人質疑「西方文明」是否真的這麼同質。 事 實上，歐洲和美國並不是我們想象中那麼相同的。歐洲和美國有著不同的歷史傳統，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其對戰爭的看法與美國不同確是不難理解，戰爭的傷 痛和帶來的反思，是歐洲所獨有的；另外，歐美不論在文化，以至社會制度上均有所分別，美國人比歐洲人更重視宗教，而美歐雖同是民主制度，但也可以採納總統 制、議會制、半總統制等不同的方式。當然，這可能牽涉到如何界定同一文明的問題，如果把西方文明分斥為英美文明及歐洲文明，是不是就解決了問題呢？可是當 世界上的文明陣型的劃分越來越多和仔細的同時，理論的解釋力亦相對下降。國際政治的複雜及多元性，實在不是簡單劃分為幾個大的文明陣型就可以完全解釋得 到。 事實上，有研究比較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指標，發現即使是同一文明的國家和人民，其社會制度及價值觀也可以有相當大的不同，其差異的程度絕不比不同文明的國家的少，因此同屬一文明陣型的各國是否就比較近似，確是令人懷疑。
文明的可選擇性？ 另 外，杭亭頓提及到，有一種分化的國家，人民在應把國家歸入哪一個文明陣型的問題上出現分歧，其中一個例子就是土耳其，她曾經是回教國家，但現在決心要加入 西方文明卻被拒絕。然而問題是，如果一國之文明歸宿是可以隨人們的喜好而輕易改變的話，那麼亦正正反映出文明其實不是那麼具決定性的。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 大戰前曾經是回教強國鶚圖曼帝國，但在國家衰落後便積極向西方靠攏，當中有其歷史背景和種種其他因素所使然，這就反映出除了文明以外，還有其他更多的因素 決定著國際政治的走向。
不同文明陣型可聯合？ 杭 亭頓曾提及到，亞洲的儒家文明與回教文明，可能因為西方文明這個共同敵人而合作，聯手對付西方。如果兩大不同文明陣型是可以因共同利益而合作的話，就正正 反映出文明不同不代表一定會有衝突，有時候也可以有合作的空間，而合作是基於共同的利益，這就再一次證明文明並不是最決定性的因素，可能利益的問題更為重 要。 而 有研究亦指出，移民在移居另一社會後，其原有的價值觀即使與新的社會環境相異，但也可以慢慢適應過來的，可以是改變其原本的價值觀，亦可以是找辦法與之相 融，適應新的社會環境。既然在個人層面上，價值觀的差異不一定導致衝突時，事實上亦不可能凡移民便永遠適應不了新環境，這就不能排除在社會層面，不同的文 化也有合作的可能。而且，若果藉著溝通是可以使文明之間有所合作的話，差異就不一定意味著衝突。
回教國家一定不會有民主？ 杭亭頓認為，文明和宗教決定著社會的政治制度，因此回教國家不可能發展出民主制度。然而有研究卻指出，其實回教國家的人民並不抗拒民主，其對民主的支持程度，平均來說比天主教國家及東正教國家為高；有些回教國家如孟加拉﹝98%﹞和約旦﹝89%﹞，人民對民主的支持程度，更與美國﹝87%﹞和英國﹝87%﹞相若。其實一國能否民主化，當中牽涉到極多的因素，包括該國的當權者支不支持民主，牽涉到的利益問題如石油問題，有沒有能促成民主化的政治機會﹝Political Opportunity﹞等等。
宗教復興=威脅？ 回 教復興令回教文明更具威脅性，因為其與西方基督教不相融，以及宗教是界定文明的最重要的身份定位，宗教有著一種排他的特性，是交易不了的，比利益問題棘手 得多，因此凡涉及到宗教的問題，就意味著衝突之不可避免。然而若果回教文明因為宗教復興而變得危險的話，同樣的情況亦出現在美國。美國亦出現基督教原教旨 主義，強調聖經內文的真確無誤和最高權威，並且認為現在的世界道德淪亡，人們應該提高宗教的虔誠度和更嚴謹的遵守教條，以回歸到以前曾出現過的美好世界。 有調查各國人民對宗教的重視程度的研究指出，美國有59%的人稱宗教對他們來說非常重要，遠高於其他已發展國家，如加拿大﹝30%﹞、英國﹝33%﹞、德國﹝21%﹞及日本﹝12%﹞。如果宗教復興與文明衝突的激化有關的話，而衝突絕不是一方的事情的時候，那麼美國也不可能置身事外。
由此可見，杭亭頓以文明解釋當今政治局勢雖有其洞見，文明卻不能完全解釋一切，利益、歷史背景等因素亦不可被忽視。跨大文明的決定性和文明之間合作的不可能，並沒有好處。事實上，文明近似並不代表永遠和諧，而文明不同亦不代表一定會引起衝突。 全 球化令各地之間，不論在通訊、交通、商貿往來及文化之間的交流越加頻繁，當中更牽涉到不同文化、價值觀、社會制度之間的衝擊。福山認為世界正趨向同質，各 地由於經貿合作而採納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而自由民主制度的完美更是深深吸引著各國，背後的推動力是科學和經濟，全球化則是加速了這個同質的過程，世界將會 更加相似，也更加和平。 杭亭頓對這種樂觀的看法提出挑戰。他主張文明衝突論，認為世界分為八大文明，文明之間的衝突是無可避免的，尤其是中國文明和回教文明對西方文明的威脅，而回教文明更是世界的火藥庫，最有可能爆發血腥的鬥爭。九一一事件亦證實了這種看法。 在這部份，我們將會討論到九一一事件的複雜性，以及另一個看全球化與國際政治的模型。
5.1 九一一事件與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九一一的悲劇發生後，正當人們為著此事而震驚及悲痛時，我們可以看到，中東國家有人走上街頭歡呼慶祝......是文明的衝突，回教文明與西方文明，自十字軍東征的那段歷史開始，就已經有牙齒印......。 文化的因素當然不能忽視，而宗教在這件事上亦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因為若不是人類深層的價值觀和信仰所驅使，根本就不可能理解理智的人為何會犧牲自己的性 命，與敵人同歸於盡。然而若果宗教、文明是那麼具決定性的話，那就即使等於說西方與回教文明間的衝突根本沒有化解的方法，衝突只會始續下去，矛盾沒有激化 的跡象已經謝天謝地；但這樣的邏輯實在是很奇怪，那麼中國文明與日本文明的衝突為什麼不持續至今天呢？甲午戰爭的不平等條約、二次大戰日本侵華、南京大屠 殺等，不就足以讓中國人向日本發動無數次的恐怖襲擊作報復嗎？為什麼八十年代中國便願意與日本簽訂建立友好關係的條約，並且不需要日本道歉和賠償呢？因此 要理解今日中東的伊期蘭國家為什麼對美國有如此大的仇恨，就要從現在原教旨主義的形成、中東國家的社會變遷、回教的特色、西方與中東國家的關係歷史、暴力 與原教旨主義的關係等因素來了解。 原 教旨主義，指的是一種以宗教來回應社會問題的思潮，主張宗教典籍真確無誤，其教義不受時空的影響，因此面對當下複雜的社會問題時，人們應以更敬虔的態度， 將宗教實踐出來，令社會變得更美好。其實原教旨主義的出現，正正是回應現代化的問題，中東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出現了問題，令社會失範，因此人們汲汲從宗 教中找指引，來理解紛亂的社會現象，應付社會的問題。 鄂 圖曼帝國被西方侵佔後，大部份的中東國家就是藉著殖民統治來接觸由西方引入的各種現代價值。這種經驗本來已經不大好受，然而最大的問題是，一次過引入現代 的制度和價值觀，其結果是令中東社會變得混亂。新的價值觀令人們有了新的期望，但期望與實際情況的差距，令人們不知所措；舊的價值體系已經不管用，但以新 的價值體系思考的話又令人陷入失望和混亂中，原教旨主義因此應運而生。 以 伊朗為例，在政治上本來是君主獨裁的，現在容許有限度的全民參與，增加了人民對政府的期望和政治參與的渴望，但統治者又不想民主的進程太急進，這樣的一放 一收，反而更凸顯政府的專制，使得統治者和民眾皆難以適應；在社會的整合上，越來越多的科層組織和規則，社區的消失令人民不習慣，感到人情味少了，缺乏社 區的支持；在經濟上，石油貿易令伊朗富裕起來，可是由於財富被統治者和精英階層壟斷的關係，人民在全球化通訊流通的情況下，知道現代社會的運作模式，知道 國家賣石油能有收益，但卻分享不了經濟增長的成果，而石油貿易亦令國家更依賴西方，不利社會的長遠發展；在文化上，基督教價值的流入，亦對社會造成衝擊。 種種因素令回教普遍在中東國家得以復興，而回教的特色，包括信仰與世俗生活的高度結合，強調信仰原則在生活上的應用和實踐，成為行為的指引，再將這些指引落實到社會各種制度上，就形成了回教的集體性原教旨主義﹝有別於美國的個人性原教旨主義﹞。 原 教旨主義成了指引人們生活的明燈，現代化的問題使中東人民對西方並沒有好感。然而除此以外，西方與中東國家千絲萬縷的關係，令情況更為複雜。例如在以巴問 題上，美國嚴重偏袒以色列，令支持巴勒斯坦的回教國家極度不滿；策動九一一事件的最大嫌疑犯拉丹曾與美國關係密切，冷戰時期蘇聯攻打阿富汗時，美國暗地裏 支持阿富汗，拉丹就是在那時接受培訓的；而發動恐怖襲擊的死士，據說是在美國生活，並且是在美國接受駕駛飛機的訓練。促成兩大文明的衝突的成因，實在是太 複雜了，而最重要的是要留意中東現代化的問題，文明是有影響，但卻不完全是由於文明的差異而產生衝突。 最後要留意的一點是，原教旨主義與暴力的關係。人有其信仰並沒有問題，可是若結合了暴力的話，情況就會變得更危險。然而兩者並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可以是回教教義裏有聖戰的概念，合理化暴力的行為；也可以是暴力傾向較重的群體，需要信念支持其行動而靠向原教旨主義。 在 全球化的影響下，各地不論在資訊、交通，以至貿易及文化上的交流和往來，已達至前所未有的密切程度。隨著交通的便利，互聯網的發展，跨境犯罪的問題亦嚴重 起來，例如販毒集團的毒品買賣，由種植、生產、加工、批發、零售，其規模絕不遜色於跨國企業。跨境犯罪已不是一國之力能解決的問題，必須透過合作才能全面 打擊。 另外，在貿易方面，跨國企業的規模越來越龐大，其資金的流進流出，對各國的影響越來越重要。各城市紛紛推出優惠政策，或者盡量予以配合，以吸引這些跨國企業在該城市設總部；發展中國家則以平價勞工和土地吸引企業設廠。大前研一﹝Ohmea Kenichi﹞就提出了民族國家的終結的論調，他認為在全球經濟的格局下，民族國家能扮演的角色已經越來越不重要，取而代之的是區域性的經濟。 福山認為各國越來越同質、杭亭頓認為國家會從屬於其文明陣型的立場、民族國家在全球化的格局下顯得無力......有 學者認為民族國家不再重要，有的則認為民族國家仍有其影響力。在此時此刻，民族國家不再重要是難以想象的，在國際政治舞壇上，國家至少仍然是一個重要的單 位，而人們的公民身份也是從屬於國家這個觀念下的。或許，全球化催生的是一種全新的格局，當中包含了不同的主體，在不同的層面和維度上交往，各懷不同的信 念和利益考慮，交織成一個多維度的格局。 在這種新格局底下，我們可以看到以下的新事物：一、跨國政治往來的制度化，從形式組織如聯合國，到較為非形式的接觸如各國領導人物的互訪等；二、在民族國家以外的新權力中心，如世界貿易組織﹝WTO﹞、 歐盟和跨國企業；三、全球治理觀念的提出，指的是一群跨國機構的出現，常是非政府組織如聯合國和綠色和平，他們嘗試建立一套全球的規範，來解決涉及一個國 家以上的問題，如跨境犯罪；四、跨國公民社會的出現，一些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建立全球的網絡，動員各國的公民，在國際事務上發聲，例如環保問題和婦女運 動等。這些新事物合起來，促使了新的全球政治面世，例如1999年西雅圖世貿會議的示威事件。各國政府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並且得應付各種各樣的跨國組織，才可以生存。全球治理成了一個不可忽略的議題，民族國家的角色不是減弱了，而是轉化成另一種模式。 在 這個新格局下，全球治理並不是單一層次的，而是多層次的，其中包括：全球層次，即如聯合國和綠色和平等國際組織，通常是為處理一個議題而出現的；區域層 次，指的是鄰近國家的聯繫，結成一些聯盟如歐盟，以保障該區國家的利益和處理一些區域性的協作問題；國家層次，就是個別國與國之間的交流；地方層次，指的 是在國家以下的單位的交往，常是個別城市之間的合作，例如廣珠澳大橋的興建，就會涉及地方之間的交往。 而
治理的主體亦可以是多元的，包括跨國組織、非政府組織、跨國企業、民族國家、城市及個人等，各主體懷著各種目的並作出行動，可以是自由民主的價值觀，也可
以是文化和信仰，可以是支持環保和婦解等的信念，而更多的是經濟和政治的利益。一國決定與何種組織和哪個國家聯合，可以是基於利益的考慮，而很多時候更是
受本國內部的利益問題的影響，例如執政黨為了選票而決定其國際定位。不同的層次、不同的主體，多元的價值觀，交織成一個複雜、多層次和沒有特定權力核心的
全球政治格局。
在全球化的帶動下，資訊爆炸和價值多元，包括有不同的文明，各式各樣新興的價值觀，還有政治和經濟利益等等，世界的多元性已經是不爭的事實，並不如福山所說的那麼同質。 如 何造就文明共容、互相尊重的世界，絕不是簡單化的漠視世界的多元性，硬銷西方自由民主價值而得到和平的圖畫；亦不應忽略人類社會可藉著溝通而互相了解，繼 而和諧共存的可能性。或許，開放的襟懷，細心的聆聽，接納世界的多元性，而不是要把「他們」變成「我們」，或視「他們」為絕對的敵人，將有助世界走上和平 的道路。
教學提示 綜 合人文科的教師處理國際衝突與和平的議題時，應重點帶出這議題的多元性和複雜性。首先，學生需認識引起國際衝突的經濟、政治、文化等因素。另外，學會判別 兩派學者對國際衝突和共存的不同觀點。趨同論認為全球化促進國際和平；文明衝突論則持相反的看法，認為人類的不同文明體系是為全球衝突的新焦點。協助學生 建立個人對此議題的價值觀及態度也是此議題的重要部份之一。這議題的獨特性在於其牽涉的國際關係背景複雜，尤其，這議題起始於九十年代初，正是冷戰後時候 期，中學生對此國際關係的了解不多，為輔助學習之用，教師可考慮對冷戰的情況簡略地加以說明。 此 外，這議題的兩派論點均較先前四課層次複雜，如何協助學生整理個人立場和價值觀的取向是綜合人文科其中關注的重點。教師可鼓勵學生從其中一派的立場出發， 例如趨同論，然後分析和討論支持或反對該學派的論點，最後把自己的立場加以闡釋。除了培養學生接受多元文化及加強對不同文化的包容態度外，其中最值得思考 和探討的方向是：除衝突與和平外，還有哪些另類的出口？如電子課程的內文所講，全球、區域、國家和地方層次管治組織的建立，能否為衝突與共存的對立面，提 供另一國際協商的管治基礎？最後，亦可進一步討論這些管治架構對化解衝突和促進和平的重要性。
在 最後這部分中，我們將回顧一個新的理論模型。它是我們先前討論的解釋現時世界衝突與共存的另一理論模型。福山「歷史的終結」的模型預言意識形態的衝突將會 結束，而政治和經濟的自由主義將會取得勝利。與福山相比，亨廷頓的模型，「文明的衝突」則預言人們公認價值觀的消失必然導致混亂，此時各種新的制度將會在 各種文明的斷層上誕生。
然而霍夫曼（Hoffman）在 Clash of Globalizations一文中，卻提出上述兩個模型還不足以解釋國際關係的現狀。他又提出了另一種分析，來解釋世界發生衝突和緊張的原因，這就是全球化的衝突，而不是文明的衝突。他認爲全球化的衝突是國際舞臺發生衝突的潛在原因（2002）。尤其是「9·11」，標誌著一個國際關係新時代的開始。
在他的文章《全球化的衝突》中，霍夫曼認爲全球化並沒有促進不同單一民族國家之間的和平，反而加速了國際和國家間的衝突和怨恨。因爲：
單 一民族國家間壁壘的解除，尤其是全球媒體的擴散，使得大部分受剝削和壓迫的人們有可能將自己的命運與那些生活自由和幸福的人們相比較。那些貧窮而且被剝削 的人便向擁有共同敵人、種族或宗教信仰團體尋求協助，更有可能從恐怖主義那裏尋找到自尊和復仇的機會。在某種意義上，脆弱的社會制度以及不發達的公民社會 不能夠提供有效的途徑去平息國際衝突以及保持協作。
儘管霍夫曼認爲全球化可能會產生一個由脆弱的社會制度所負擔的全球社會，但Short（2001）卻提出了一個有爭議性的論調，認爲全球化將推動一個向全球性的政治體制和管理的轉變，而不是產生一個全球性的政府。這個轉變更多關心的是規則和管理，而更少地涉及到政府本身。例如，Short認爲世界各國的領導人在國際論壇和會議上仍然應該代表其本國的利益。因此，單一民族的國家並不是在放棄國家的主權，「而是充分利用全球化，控制全球化的趨勢和力量並從中受益。全球化不是在摧毀單一民族的國家，而是在重新塑造他們。反過來，全球化也在這個過程中被單一民族國家所引導和塑造。」
重新確立的全球化管治
表一：政策和管治的再思考－優先考慮的重點
資料來源：人類發展報告。1999。重新確立的全球化管理——人文和公正。
爲了了解全球化管理是如何運作的，我們可以回顧一下近四十年來聯合國所制定和實施的全球目標。「人類發展報告的背景報告：正在實施的全球目標——聯合國的經歷」 （Jolly，2003）一文回顧了聯合國制定的方針和目標在影響國家和國際社會的行動和促進發展援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從20世紀60年代《聯合國發展十年報》發佈開始，聯合國的各國政府已經就一系列廣泛的全球目標達成了共識，並對一些政府感覺比較重要且需要提供系統執行方案並監督執行過程的目標給出了具體的數量表達。這些目標包括：
到目前爲止，到底有多少目標已經得以實現？有四種比較寬泛的對於完成程度的分類，包括目標大部分實現，目標相當程度上實現，目標部分實現以及目標沒有實現或者説是幾乎不能完全實現。這份報告有以下五個主要結論：
有益於全球目標實施的因素和機構
根據Jolly(2003)的論調，總的來講，各國政府已經在盡量堅持實施這些全球目標。但是不同的政府對待這些目標的態度不同。政府對待這些目標的嚴肅程度取決於以下因素和機構，
參考資料： 法蘭西斯•福山著，李永熾譯，1993，《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杭亭頓著，黃裕美譯，1997，《文明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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