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研究指出，香港九十年代至今接受大學教育機會的貧富差距大幅擴大：1991年低收入家庭和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比例大致相若，但到了2011年，卻出現嚴重「貧富懸殊」的情况。在本文，我將為大家解釋為何全球化在這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究竟所謂大學教育出現「貧富懸殊」是怎樣的一回事？坊間這類研究，一般建基於人口普查5%樣本的數據。簡單舉例，研究者把適齡接受大學教育（19-20歲）的年青人除以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大學入學率，如1991年為6.5%，2011年為19.1%。再按他們家庭收入劃分四等分(quartile)，然後找出其中的大學生人數，就可計算出不同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就讀的比率。如圖一所示，在1991年收入最低四分一家庭其19至20歲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是8.5%，還稍勝於收入最高的四分一家庭的5.1%。不過，到了2011年，兩類家庭子女進入大學的機會卻逆轉並大幅拉開，較高收入家庭的入學率激增至35.8%，而低收入家庭的年輕人進入大學的比例卻只有12.7%。大學入學率的「貧富差距」達2.8倍，大約每有1名較低收入家庭子女入讀大學，就有接近3名來自較高收入家庭。

單從這組數據看來，香港的大學教育機會均等，從殖民地時代到現今特區時期似乎是大幅惡化，「貧富懸殊」愈見嚴重。是不是香港大學學額自九十年代開始快速增加，反而令高收入家庭子女進入大學機會的增加幅度遠超低收入家庭？坊間也有循着教育制度的改變，如直資學校、名校世襲制度出現等來解釋這個貧富差距出現與擴大的現象。

第一，在全球化下，海外大學似乎已成為高收入家庭升學的重要途徑。如果我們仔細分析2011年普查數據中，19至20歲大學生就讀課程的地點，就會發現在海外就讀大學的本港學生已佔總大學生人數的37.3%。除卻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之外，餘下四分三家庭之中若有子女升讀大學的話，約有70%入讀本地大學，30%到海外升學。至於最高收入的四分一家庭入讀大學的情況，卻是有一半的大學生到海外升學，而且很明顯家庭收入越高，往海外升學的比例也更高。這說明了分析本港的大學教育機會，不能只着眼於本地教育系統，而應也注意高等教育全球化的影響。較高收入家庭中，往海外升學已是主流。高收入家庭年輕人的優勢，並不光在於競爭進入本地大學，而是他們有條件選擇升讀海外大學，在全球化的時代，這已是毫不出奇。

第二，在全球化的影響下，其實人口普查所得的數據也有了很大的變化，令比較1991年與2011年的大學升學率，變得完全不可能。在上面我們所以能從2011年普查數據中找到海外升學同學人數，是因為政府統計處從2000年開始已採用所謂「居住人口」（resident population）點算方法，當中包括「流動居民」（mobile resident），即是本港永久居民，在進行普查時間不必身在香港，但在普查時刻前或後的六個月內，至少在港逗留一個月，都會被點算。由本港到外地升讀大學的學生，由於他們大多會回港度假，所以理應也被包括在普查當中

節錄自趙永佳「全球化與大學教育的「貧富懸殊」現象」，明報，2013年4月12日。原文可到下列網址閱覽：http://liberal-snapshots.blogspot.hk/2013/04/blog-post.html